喉咙嘶哑的蒋大春从车里下来，挥手跟记者打了个招呼，便立马点了一根烟，又嚼了一颗槟榔。作为一个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口线的负责人，一年之前他是一直抗拒这两样众所周知有损健康的“提神法宝”的。
“每天有做不完的路（事），白天晚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加班加点。”蒋大春解释他对香烟和槟榔这两样物品由抗拒到形成依赖的原因，“压力大”。
按照他的描述，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非常具体而繁杂，特别是新冠疫情出现后，更是承受了巨大的防控压力，“身体上长时间连续作战，心理上则有更大的压力”。
他所在的卫生院也承受压力，主要是人员与资金配置的不足。
防疫压力
蒋大春所在的卫生院位于湘中某县级市下辖的一个镇，该镇离“县城”30余公里，从经济排位来看属于“腰部镇”。
这个5万余人的小镇，日常的卫生医疗主要依靠蒋大春任职的中心卫生院——全镇唯一的卫生院——以及散布与各村的十余个乡卫生点。
蒋大春分管的工作线口是这个小镇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在没有疫情防控工作之前，他所领导的团队不足10人，负责全镇的14项公共卫生工作。按他的描述，“公卫”工作非常具体且繁杂，“下村上户是日常工作模式，我们的人员配置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但当新冠疫情出现，防控工作的重担落到了公共卫生服务团队的肩上，蒋大春就开始怀念之前工作的“轻松”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三年中，在日常核酸检测取消前，他和他所带领的公共卫生队伍一项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核酸检测，“白天做核酸，晚上做核酸。光是高速路口的检测就压力大得不得了，每天早中晚三个班轮班转。”除此之外，原有的14项公共卫生工作也一样不能松懈。
为应对疫情防控工作，他们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队伍。防控人员全部由该卫生院安排，是从卫生院原有的人员中抽调的专门队伍，与日常医护是分开的。蒋大春说，相对于当地的防疫情况来说，其实20多人是不够的，“但没办法，卫生院也人员紧缺，这个（调配20多人）已经是极限。”
据介绍，蒋大春所在的卫生院总共50余名职工，也就是说，抽调的防疫人员占到了全院员工总数的一半左右。“就是挤占了全院的人员资源。”他解释道，“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院医疗和公共卫生）两边的压力都很大——公共卫生口的压力主要是工作强度和考评，医疗口则是要面对医护人员减员的压力。”
随着疫情防控逐渐“放开”，蒋大春的工作出现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看法是“压力更大了”。
“放开”前，这支20多人的防疫队伍人员力量主要用在核酸检测和健康码查验这类工作上，高速公路及相关道口出入口是重要的工作地点，全镇人员的核酸检测则主要是集中在镇卫生院，但同时还需派人下村上户，主要是针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
“放开”之后，交通路口的人员投入急剧减少，但是，下村入户的工作量陡增，“最近主要是普及打疫苗，特别是对老人，要求要落实全部打（疫苗），大部分都必须下到每个村。”据了解，该镇65岁以上老人超过7000人，占到了全镇人口总数的将近15%。
但蒋大春认为人手不够还不是最大的压力，在他看来，之所以说疫情防控“放开”后面临的压力更大，“主要是因为，相较于原来，（疫情防控的）责任下沉到了基层乡镇”。
人财物紧缺
相对于当地的防疫工作来说，无论是疫情防控“放开”前还是目前的工作，蒋大春都强调防疫队伍人数是不够的，“但已经没办法了。”因为这部分人员的抽调实际上已经削弱了该院原本就不足的人员力量。
这所全镇唯一的卫生院共有职工50多名，包括了行政、医疗、疫情防控、公共卫生等条线人员。即使没有疫情，将全院职工全部按医护人员满打满算，相对于全镇5万余人的数量，该院的这个配比也低于其所在的省、市、县（市）的平均数。
再细看下去，会发现这个5万人小镇的中心卫生院总共只有20余名医护人员，其中，医生8名，护士15名。这个数字同样低于其所在的省、市、县（市）的平均数。
和绝大多数乡镇一样，当地医疗资源还有一块补充，就是几乎每个村都有村医和村卫生所（室），但这些网点只能承担最基础的医疗任务，而且，村民对此信任度不够，绝大多数诊疗还是转向了镇卫生院，卫生院就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压力。
除医护人员外，床位配置也是医疗资源的一个重要考量项。蒋大春所在的这个卫生院，拥有近150个床位，全镇每千人配比床位数在3左右，这一数据也是低于其所在的省、市、县（市）的平均数。不过，就日常的运行情况来看，床位数量并未经常性出现紧缺。因此，在蒋大春看来，医护人员的紧缺才是该院医疗资源配置的最核心。
据蒋大春和他的同事介绍，即使在没有疫情前，该院的医护人员数量也难以应付日常的居民就医。“老年人口增加，医保落实到位，导致乡镇卫生院这样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就诊率大幅提升。”
疫情爆发后，卫生院医护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进一步突显。“他们（医护人员）也是每天加班。”蒋大春介绍，“最近，我们有医生出现了阳性，但还是在上班。没办法，人手不够啊。”
“乡镇卫生院招不到人。”蒋大春的多位同事与他持相同的看法。据他们介绍，乡镇这样的基层公立医院之所以难以招到医护人员，一方面是因为自身没有招聘医护人员的权限，必须由上一级劳动人事主管部门来定指标、安排招聘事项。另一方面，则是“钱的问题”。
“今年的工作比去年增加了两三倍，但钱少了。”蒋大春说，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上一级财政压力较大，“今年全年，全县（市）每个乡镇卫生院工资少了将近20万元。”该镇相邻多个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向记者佐证了这个说法。
不过，蒋大春和他的同事在频频提及“压力”的同时也表现出乐观。“最近政府多次提到要加强基层医疗建设和完善，情况应该会越来越好。”
12月14日晚上，蒋大春给记者打来电话，用嘶哑的声音中透着些兴奋，“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你看了吗？利好啊。”
12月14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文中蒋大春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