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儒家文化的兴起
明朝三十万大军出兵云南为时两年，不仅消除了元梁王在云南的残余势力，也根除了大理段氏对大理地区的长期控制。明定云南后，在云南设三司，辖府22，州42、县30（明代中期的数字），又任用一百五十多家土官和土司，遍及红河沿岸和澜沧江以外的广大地区，以加强对云南的政治统治，对云南实行卓有成效的政治管理。不可否认，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产生了一些对文化认同的强制性因素，这些因素或许不能彻底改变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文化认同，但却会影响认同的进程和深度。另一方面为配合三司的统治，加强武力控制，明廷又移民屯兵实边云南，在22府辖境内设立卫所，大兴屯田，先进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和优良农作物品种的输入，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在全省大部分地区确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明初新确立的统治，新建立的政权不仅需要武力来加强控制，更需要有滇云人民对汉文化的认同来维系政权的统治，才能达到长治久安。于是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汉文化在滇云之域波浪式的流布和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般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自生自灭的过程，它需要有从来自内部的或外部的诸多因素上获得发展的动力。推动汉文化在滇云发展的诸因素有很多，其中移民实滇和儒学传播是推动明代汉文化在滇云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即明代滇云汉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因。
汉民族是创造汉文化的主体，又是汉文化流徙远播的主要载体。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云南，移入云南的人口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及少数汉族官兵和商人，到明代这些色目人与彝、白诸族一样被共同称为“土著”，而移入的汉族被称为“流寓者”，与土著有别。汉族大量移入云南是从明朝开始的。明王朝强化对云南的统治后，采取调派方式，有组织地将大批汉族军民移入云南，作为稳固对云南统治的支柱。内地汉族亦因种种社会缘故，不断成批或零散地进入云南落籍。以致明代云南汉族人数之众，分布之广，在云南历史上是属空前的。明代徙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主要为如下几类：
1.军户
据《明史·兵志》：“明以武力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还说：“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滇云初定，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令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出于军事震慑之目的，于是在傅友德、蓝玉班师后，约有9万官军留镇云南，这些成为滇云卫所中较早的戍守军户。据《明史·兵志》云南初立卫所时有15卫，5千户所，到洪武末设21卫5千户所，万历时据《万历云南通志》的记载，仍存20卫12千户所3御，其中的绝大部分的卫所为洪武年间所设，奠定了云南卫所分布的主格局。卫所初设，由于兵多民少，粮饷不给，军粮之需也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沐英向明朝廷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建议得到朝廷许可，是年便在洱海卫“立屯堡”，洪武年间便有许多开屯戍守的军士进入云南。洪武十九年八月，景川侯曹震在四川“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之地屯种”。十月，“诏长兴侯耿炳文率陕西士军三万三千往云南屯种”。十一月，又命湖广“以靖州、五开及辰、沅等卫新军，选精锐五万人于云南听征”，1388年，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形成“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的局面。据《明史·兵志》说：“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又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属俱遣诣戍所”。可见明代的兵制不仅规定士兵军籍固定，父死子继，世代承袭，而且还要求携带家属驻守，也即卫所官员和旗军是以家庭的形式世代居住于卫所的。因而明代云南卫所军户人数当在数十万。
〖ZW(〗陈国生著：《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ZW)〗。这些移徙云南的卫所军人，多以明洪武、永乐年间的戍军为主，尽管以后在三征麓川得等军事行动中又有大量军队入滇，但他们并没有留守云南，因而明代的卫所军屯，构成了明代汉族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民户
“移民就宽乡”是明代恢复发展生产的一项重要举措。云南初定，洪武十五年，为开建昌新道以置驿，“徙中土大姓充夫，令就地垦食”，十七年(公元1384年)“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3年后，又于辰阳“垛集民间壮丁凡五千人”到云南屯田。民国《蒙化府志》说：“汉族多系明初设卫屯田官军之裔，及官商经裔乱而流寓者，其藉以吴、楚、豫章为最，巴蜀次之，余者则寥寥也。”谢肇浙《滇略》也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及有罪窜戍之家，咸尽室以行。”或为屯田，或为商贾贸易，或为仕宦谪戍，或因罪发流放，这些来自不同的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汉族，混同为一个强大的移民群体，汇成一股股移民大潮，涌入滇云。这一移民群体，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层：一是人多地少而又掌握先进耕作技术和丰富经验的内地汉族农民，在“移民就宽乡”的政策下，由政府安排集体迁来地广人稀的云南屯种，这类移民见诸记载的很多，如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这是有关明代汉民屯滇的确切记载。此外，《滇粹》所辑《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说：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沐)英还滇，携江西江南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别地亩，分别于临安、曲靖、云南、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又奏请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万实滇，并请发库帑三百万两，帝允之”。沐春也“移南京人三十万”入滇。总之，沐英父子计划并实施移民近四百万，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而实际入滇并定居下来的汉人约在120万人左右。
〖ZW(〗谢国先：《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ZW)〗。细看这篇祭文，对洪武二十二年以前有关沐英的武功政绩叙述较详，而对洪武二十二年事，文中说：“二十二年十月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赐黄白金、缯彩、钞贯，复归。一日暴薨，二十五日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
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自洪武二十六年到万历六年的185年中，云南汉族人口从120万增加到330万，增加了近3倍，可谓“繁滋独多”。
〖ZW(〗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ZW)〗，增长的原因除自然繁殖外，与大量外省汉族移民的迁入不无关系。在今天云南的许多汉族，往往有祖籍南京的说法。“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争口米汤吃，充军到云南。”类似这样的话，是许多云南人述及家世时都会脱口而出的。这种把南京视为祖籍共同所在地的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或许它能折射出一些史影。明初平滇的30万大军，以傅、蓝、沐为统帅，都是随朱元璋一道南征北战的士卒，朱元璋从安徽起家，很快向江苏发展，当时的濠州、滁州以及南京，一直是红巾军活动的主战场，安徽、江苏的流民士卒应当是这支军队的主力，其中当然也包括南京籍士卒。及至平滇后留守云南，必然有一些南京籍士卒留在云南，光绪《永昌府志》说：“明初迁江南人入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俗号小南京也。”《通海备征志·风俗志》也说：“人民大半原为军籍，明初从沐英南征留滇，皆大江南北子弟。”说明确实有一些汉族移民的祖籍在南京，因而云南人中这种祖籍南京的说法也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只不过，这些人数被民间说法夸大了。民国《姚安县志》卷三十六《人物志·氏族》载有223个大姓，其中除3个大氏族籍贯不明外，其余220支氏族中有146支在明代迁入云南，占73%，而其中明初洪武、建文、永乐迁入的就有75支，占明代汉族移民的51%。在保山明代流寓迁入的11家中，可考洪武迁入的有8家。
〖ZW(〗蓝勇：《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ZW)〗，占的比例很高。洪武一朝，南京是王朝的首都，皇帝之所在，为全民所敬仰的地方。人数众多的洪武移民对它更有着别样的感情，而且，国畿与云南是两个能产生强烈对比的地方，开化与封闭，发达与落后，富庶与贫穷，优与劣的对比使许多人自然就选择了南京，以之作为故乡写进家谱和传诵子孙都是很荣耀的事，因而对南京的向往成为云南人解不开的情结，一辈一辈地缠绕下来，积淀为一种民俗景观。云南人的南京说，又为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找到了民俗学的解释。
云南汉族人口的移民特征，从遗传学上也得到了一些相应的解释。杜若甫、肖春杰两学者根据人体细胞中的基因有代代相传的稳定性特征：
〖ZW(〗《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ZW)〗，依据从全国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一些汉族基因座上得到的基因频率数据，分析他们的遗传距离和遗传聚类，认为全国的汉族以长江为界分南北两大支，云南汉族同长江以南各省区的汉族一道，属于南方汉族。自宋明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汉民族大规模人口迁移中心也从汉唐时的秦陇地区向宋明时的长江流域转移，明代迁入云南的汉族人口主要是长江以南地区的汉族，因而云南汉族人口的基因同南方汉族更接近。云南的地理位置尽管处各省区的最南端，但在汉族基因聚落分布中，云南汉族却处于南方汉族的最北端，接近南北汉族的分界线，且与浙江、湖北、四川、江西汉族类聚到了一起，说明云南汉族与上海、台湾等地的汉族一样，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与湖北、浙江、四川、江西的遗传距离很短，说明与这几省的汉族有着更为密切的遗传关系。这又与史书中所载的明代滇黔“无论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开张店铺，或往来贸易”，“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五六……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为地”，现代的科学测定与史籍的记载竟然如此地不谋而合。
明代迁入云南的第二类汉族民户就是商贩。卫所的设立，流官府州县的设置，以及驿道的开通，为邻省商贩入滇贸易提供了安全和方便。明初为了保证军事行动上的后勤供应，实行“开中”之法，“募盐商于各边开中”，实行商屯。早在1382年明军进入昆明之际，朱元璋就因“兵食不继”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募商于云南之普洱、普定、乌撒等处纳米给盐”。据记载，云南昆明、昭通、曲靖、普安、玉溪、楚雄、大理、德宏等地，先后都有商屯出现，及至永乐时其他地区的“开中”被停止，云南的金齿卫和楚雄府等地仍“开中”如故。在这些盐商中，除了少部分的本地地主商人外，更多的是客商。云南从事商屯的时间很长，人数当不少，只是史籍中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当时的入滇客商主要分布在交通干道沿滇东、滇中坝区、城镇，而部分分布在云南矿藏丰富的厂区，而且入滇客商在行业上还有籍贯之分，如据《昆明县志·物产志》记载，当时昆明“城凡大商贾，多江南、湖广客；其领当贴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据刘昆《南中杂说》载，清初江西一省在云南经商的人便有“数万人”，云南过去有句话说“做买卖的都是老表，巧手匠的都是老广”，这种行业传统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经若干代的传承才形成的，毫无疑问，明代入滇的移民商人为这种传统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云南地处南方，天遥地远，瘴疠横生，猛兽出没，历来被中原人士视为一去即不复返之地，也成了罪犯充军发配和官员谪戍的理想之区，洪武十年(公元1382年)命天下卫所，“凡逃军既获者，谪戍云南”。这些罪犯或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发配充军到云南来的汉族，构成了明代云南汉族民户中的第三个层次。
入滇的仕宦阶层和谪戍官员，构成了明代汉族移民中民户的第四个层次。明代治理云南，依靠的是一整套行政管理机构和庞大的官僚群体。明续乾元，在行政机构上加以改造。改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罢平章左右丞诸员，而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总揽一省行政；又设置按察使司，以掌刑名按刻之事，派副使往各府州县分道巡察；设都指挥使司统辖卫所，司一省军政，管理各卫所军队的操练和屯田。三司职权不同，共同处理一省大事。明制中央都察院还派出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到各省巡抚，位在三司之上。有了机构，还要相应地设立职官。据天启《滇志·建设志》所载，有明一代，在云南所设秩官，主要如下：就云南布政司来说，设镇守总兵官一人，巡抚都御史一，巡按监察御史一，以及左布政使一，右布政使一，左右参政三，左右参议二。其中右布政使，管清军道，参政、参议则分守安普、盐法、临元、金沧、洱海诸道。还有经历司经历一，都事一。照磨所照磨一，检校一。理文所理文一，案牍一。司狱司司狱一，济用库大使一，副使一。就提刑按察司系统说，设按察使一，副使七，佥事四，副使、佥事俱分理清军、水利、督学、临元、金腾兵备、澜沧兵备更道。还有经历司经历一，知事一。照磨所照磨一，检校一。司狱司司狱一。就都指挥使司系统说，据天启《滇志·兵食志》载，所设都指挥使一，都指挥同知一，都指挥佥事一。经历司经历一，都事一。断事司断事一，吏目一。司狱司司狱一。分守临元参将一。分守永腾参将一。武寻参将一。巡抚标下中军官一，旗鼓官一。总兵标下中军官一，旗鼓官一。兵巡安普道中军官一。临安兵备道中军官一。曲靖兵备道中军官一。金腾兵备道中军官一。澜沧兵备道中军官一。沾益守备一，洱海守备一，顺蒙守备一，姚关守备一，蛮哈守备一，陇把守备一，荞甸守备一，倘甸守备一。这已经是一个人数相当庞大的官僚机构了，但这仅是三司机构。布政司之下还有府州县，也有相应的秩官，以云南府为例，设知府一，同知一，通判二，推官一。经历司经历一，知事一。照磨所照磨一，检校一。司狱司司狱一。儒学教授一，训导一。课税司大使一，广备仓大使一。滇阳驿驿丞一，板桥驿驿丞一。阴阳学正术一，医学正科一。僧纲司都纲一，副都纲一。道纪司都纪一，提点一。阿吒力僧纲司正都纲一，副都纲一。大大小小的官职达24人，而云南府直辖昆明、富民、宜良、罗次4县，下辖晋宁、安宁、昆阳、嵩明4州，各州分辖1～2县，每州县至少相应设知州、州同知、吏目，知县、典史以及州县儒学学正、训导、教谕诸职。云南布政司辖全省府22、州42、县30，又需要设多少官秩，这确实难以数计。
总之，明代三司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有了官职，就需要有官员来任其职，因而它需要有庞大的官僚群体与之相适应，特别是在云南渐趋安定后，文治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加强，对人才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谓“万里投宦，难得于人”。自元代以来开始在云南兴教化，开科举，培养有用人才。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到明初新政府建立，云南人士有才能，能有用于政府者寥寥，因而当时的行省官吏都从内地选拔调遣。一部天启《滇志·官师志》以宏篇巨制洋洋洒洒地记录了有明一代3210位宦滇官员的政绩以及45位谪居流寓云南官员的寓迹，据记载，从洪武到天启二百余年的历史中，曾经有59人出任过云南巡抚，有137人出任巡按，有448人出任过云南布政使司中的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左右参议等职，有329人出任过按察使和按察副使及佥事，有196人出任过云南都指挥使司中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职。见于题名的还有2041人担任过云南各府州县的知府、知州、同知、通判、推官等地方官职。这些能见于记载的基本都是有一定的官阶，至少都是七品以上的官员，而职卑位微的官员当还不计其数。在这些宦滇官员中既有像总兵官沐氏、颍国公傅友德、武定侯郭英王弼、景川侯曹震、靖远伯王骥那样的勋业名贤；有像王祎、吴云、李思聪、钱古训、张洪那样的使命名贤；也有像汝南侯梅思祖、左布政陈迪那样的治行名贤；当然还有诸如王恕、何孟春、王启、陈用宾等对云南历史发展贡献甚大的巡抚、巡按等诸官吏。而在谪迁流寓云南的官员中，有像大学士王景常、修撰杨慎以及韩宜可那样博学宏才、诗文高右的翰墨之士，也有像武功伯徐有贞那样的武功高强之人。他们来自内地的山西、山东、南京、浙江、福建、河南、河北、湖北等十余个省，涉及大半个中国。总之，这三千余人的移民官僚群体，有着较高的文化层次，他们是受儒家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封建文人官僚士大夫，尤其在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流徙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因而他们在明代各类移民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以上移徙滇云的汉族农民、官吏、罪人成为云南的民户后，大部分居住在城镇交通沿线，借助卫所及官府的庇护，其余散布在各地农村，到明中期万历年间，云南布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所辖汉人估计有330万。明代围绕着包括军户、各类民户在内的汉民族迁入云南，通过各个阶层不同的作用，形成一股合力，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着滇云之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在各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为云南的土地开发、生产发展提供了大量强劳动力，同时他们还是习惯于精耕熟蓐，掌握着先进的农耕技术，能制造和使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农民，随着他们的到来，大面积的屯垦开始在全省的坝区和部分山区展开。从洪武十九年开始兴屯以来，到洪武三十一年的12年间，云南就新开田土140万亩，新辟田比旧额田增加3倍，足见明初云南土地开辟之快，而且也提高了云南主要屯垦区的生产力水平。号称干旱的云南县(今祥云)因兴修水利，一跃而变成“云南熟，大理足”的沃野。
云南汉族人口，在洪武时期有130万以上人，到弘治四年达到约240多万人，到万历六年增加到330多万人，增加了近3倍，到万历时达到顶峰。明代云南汉族人口的分布是随屯军卫所分布的拓展而散布的。有明一代，云南境内设云南左、云南右、云南中、云南前、云南后、广南、大理、大罗、洱海、临安、永昌、腾冲、楚雄、曲靖、平夷、越州、六凉、蒙化、景东、澜沧等20卫及宜良等16守御千户所。卫辖前、后、左、右、中5个千户所，卫、所、屯、堡等大小军事据点星罗棋布于云南全境。指挥和镇抚大都驻守城里，所谓“以武卫文”，近城的坝区分千户、百户、总旗、小旗安置，散为村落。在交通沿线设驿递、铺舍，分军驻守，甚至山林险要之地也有军户。所设堡军，定居垦田，以地当交通要冲，逐渐发展成为市镇和村落。于是云南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居民点，基本上就是新的汉族村落。就是今天，翻开志书，还能找到这些居民点的遗迹。如在许多志书中的地名，有称“所”者，如左所、右所、后所；有称“堡”者，如刘官堡、朱家堡、吴胜堡；有称“营”者，如孔家营、黄家营；有称“屯”者，如方官屯、李家屯等；有称“庄”者，如孙官庄、黄官庄；有称“哨”者，如棠梨哨、杨老哨；又有称小百户、马军营之类。这些地名因军屯户聚居而得名，带有明显的卫所军屯的特征。方先生说：“村名之上冠以姓氏，称官的大都是千户、百户。”随着居民点的增多，云南的一些地方人口密度日益增大，到16世纪末，云南府和蒙化府成为全省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其次是寻甸府、澄江、大理、景东、鹤庆府及澜沧卫；再其次是曲靖、临安、广西、广南、元江、楚雄、姚安、武定、镇沅、丽江、永宁、永昌、顺宁、孟定、孟良诸府。再一方面，这些移徙云南的汉族，他们自身不仅是汉文化创造的参与者，更是汉文化流播的载体。这些人原本世代生活在内地，汉民族的家族观念、封建人伦、道德标准、宗教信仰、典章制度、审美情趣、节日庆典、婚丧礼仪、嫁娶规范、社会交往、民风习俗等等，早已在代代传承中浇铸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中。即汉文化在在云南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在后面将进行专门探讨。
明代对云南社会政治、文化快速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和流布。在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孔子上承周公之志创立的儒家学派，以重血亲人伦、重现实事功、重实用理性、重道德修养的淳厚之风，独树一帜。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以礼为行为规范，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个角度，细致而微地限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义务。在儒家思想中，礼，几乎是一张笼天地、纳人神、齐万物的周密的文化网络。以仁为核心思想，“仁者，爱人”，仁是人的本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的美德的最高概括。对仁多层次的理解，使仁也具有多层次的伦理体现。孔子以仁为出发点，从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以家国同构的精神推而广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为后世儒者创造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的理论打下基础。以义为价值准绳，“义，人之正路也”，从价值判断方面确定了“义”作为判断是否符合“礼”规范的价值准绳。在孔子的理解中，义几乎成了善的同义词。合于义，即是真善美，不合于义，是伪恶丑，正如刑是国家对人们的法律裁判一样，义也是个人对自己的道德裁判，“舍身取义”也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以智为认知手段，孔子强调以知为认知手段，诱导社会成员知仁、循礼、行义。在承认人的天生素质有差异的前提下，重视对人民进行教化，这种施教之道，充满理性的实践精神。儒家的思想学术在汉代经董仲舒的改造，建构起天人一统的宇宙论系统图式，得到统治者的尊崇。同时，礼文化也在这时期得到完善，更为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世俗化，其六礼、七教、八政，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在汉代通过封建集权加以推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主流。经隋唐儒家的援释入儒和儒家的裂变，到宋明时，理学以焕然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中国思想学说的舞台上。“理”为宇宙最高本体，“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理学实质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哲学，在涵容三教思想精粹之上建立起来的伦理主体性的本体论。
理学的构建，理学家们立足于“理”本体说，对礼治哲学展开了新的阐述，将中国文化重伦理重道德的传统精神推到极至。认为礼为“理”的外在程序，礼通过各种形式来体系天理的等级秩序，不仅使“礼”在以“理”为最高范畴的伦常关系中获得至关重要的地位，在人伦关系中注入以“理”为依据的尊卑名分，也使经过“礼化”的人伦关系形成一个具有贵贱等差秩序的网络，“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在礼治秩序中，个人永远是被规定、被组织的对象，人的主体性与个性全然消融在贵贱有差、尊卑有等的名分之中。任何异议的提出和个性的表现，都为礼治秩序所不容，使得这种人伦道德走上了另一极端。宋明理学是一种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它孜孜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生，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即讲求自我意识到自身与万物浑然一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凶吉”的真善美慧高度统一的境界。讲求“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与宇宙万物为友，万物也将给予你回报，体现出一种广阔的宇宙意识，引发出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与庄严的历史使命感。讲求正气，执著于人格理想与道德信念，不为外来压力所动摇。浇铸出华夏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无论如何，儒家的思想学说，闪烁着许多优秀文化的灿烂光辉，建构出汉民族精神生活的准则，体现出汉民族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儒家思想也成为汉文化的核心。
明代滇云对儒家思想的了解、认知和吸收是前所未有的，这主要得力于这时期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接触、了解有着广泛的途径。儒学教育、军地移民、官宦往来、土官朝贡、学者、士人的相互切磋、贸易通商、宗教信仰以至战争，无一不在儒家思想传播流徙云南中起着作用。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明太祖即位之初便下诏，令天下郡县皆设学校，各地方官到任后，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创办学校的任务，以致明代无地而不设之学。滇云之域在明代所建学校繁多，无论是以国子监为代表的中央官学，还是各府州县建立的各级儒学，以及乡村社学和卫所学校，或是家学私塾，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创办发展的。这些学校以儒家的经典为教育内容，以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关于这方面，我们已在滇云教育中作了较多论述。
作为汉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对滇云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弥久的，它较多地发生在人们更深层次的思想意识理念当中，从而在根本上变化着人们的气质，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影响着人们精神文化的创造及成果；它用自己对政治理念的理解，构建出基于王权、一统之上的一整套新的政治统治秩序，以其宏大的制度文化体系动摇了滇云传统政治体制；儒学的流徙，给滇云地方文化中注入的是汉文化的精髓，给滇云文化发展带来无限生机。政治思想、文学诗歌、史志典籍、民风习俗、艺术教育等明代滇云文化的诸多表征，无一不打上儒家学说的鲜明烙印。儒学在对滇云文化的改造中把发展汉文化作为滇云文化发展的最终指归，以此酝酿出一场震撼人心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迁，其结果就是汉文化在滇云得到前所未有的壮大、丰富和发展。
明代汉文化在滇云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多方面多层次的表征，尽管还不能对每一方面都作深入的研究探讨，但我们可以从浮光掠影中，一睹其容。其一，汉文化政治一统的实现。《春秋》开宗明义就是“九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对其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全国统一历史趋势的出现，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统一国家模式的设想。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实现了大一统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董仲舒究天人之变，宣扬“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在他天人合一的整套理论中，吸取诸子百家为大一统服务的精髓，归纳起来就是，一切统于天，一切统一君，一切统一圣人。他认为天是事物的源头，也是人事的主宰，只有天子，才能通天通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他看来，天圆而无垠，地方而无边，天子充斥其间，其权力也无限，有生之物在一统于天的同时也应“一统乎天子”。君权是神授的，君民的关系应该是“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他提出“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使下至草芥之民，上至三公九卿都一统于天子。这种一统于天、一统于君的理论为汉代的大一统制度作了最为贴切的解说，此学说维护君主制度，因此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大一统不仅是政治的一统，董仲舒“王者爱及四夷”，它也蕴含着华夷一统。董仲舒作为大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奠定了中国封建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奠定了汉文化中一统的政治文化基调，深深地积淀在汉民族政治、文化体系中，以致各朝统治者，都把一统天下视为己任，把包括华夷一统在内的大一统看做最合理的制度。而中国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特征，决定了大一统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必然有多层次的表现，“土流并治”便是一统政治的两个层次。
从秦汉开始，就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汉族地区建立编户齐民，实行郡县制，任命流官进行统治；而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因其故俗治”，委以君长，羁縻而治，元明清时期土官、土司制就是羁縻的又一发展阶段。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官和流官二者存在本质区别，土官多来源于臣服于封建中央的少数民族首领，一旦受任命，则可父死子承，兄终弟及世袭其职，而且在履行封建义务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独立性。流官所谓“流”者，主要指其不得世袭，任期有限，一般来说三年考满就得更换；流官的来源在隋唐以后主要为饱读诗书而金榜题名“有出身”的士子，一旦得到任命，一则领取俸禄，一则奉公职守，完全一个“公家人”，绝无土官的独立性。因而土官与流官间存在着世袭与非世袭之别，独立与不独立之别，“有出身”与“无出身”，亦即是否进过学校，是否有文化之别。可以说，土官制与流官制，是分别与两种政治势力、两种经济形态、两种文化取向相适应的制度。秦汉时期的边郡制、隋唐时期的边州制以及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便成为一脉相承的封建中央国家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制度。云南自汉代滇王受金印，便确立了其政治文化中“以夷治夷”的特征，直到明代，在平定云南后，继续实行土司制度。
云南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其民不知三纲五常之道而日寻干戈，不知礼仪而椎髻卉裳，不知诗书则满口吚嗑之声，三译四译乃得相通。当汉族移民入滇，更为重要的是，对滇云人士忠君观念的培养和在滇云的设场开科，造就了一批有出身的仕人，也形成了一种非科举不得为官的风气和制度，直接动摇了土司制度在滇云存在的文化根基。明代在云南建立儒学教育，本着教育学生“学为忠臣、学为孝子、学为正人君子、义夫烈妇”的宗旨，达到去夷从华的目的。对于边疆地区的子弟，明统治者尤其注重培养他们的忠君意识。洪武年间初兴学校时，就把《大明律》、《圣谕广训》、《洪武礼制》、《御制大诰》等书同四书五经一道颁赐各学堂，责令生员习读，年终还要进行岁考，其目的就在这些子弟中树立起封建王朝的威严、封建帝王的独尊。而让他们懂得为官的都是朝廷命官，为民的当为帝王赤子这一基本道理。明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教化，成效卓著。
明代的教育同科举结合得更为紧密，明太祖曾有言：“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之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在明初对绝大部分云南人来说参加科举就能得官还是一件新鲜事，尽管它还只如涓涓细流，但儒学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却在冲击着滇云士子粗朴的心灵，激发起他们能参与国家政治并改变自身命运的举业中。明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甲戌科，昆明人李忠考中进士，成为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到明朝灭亡之时，云南士子已有257人中进士，通过科举走上仕途，非科举不能得官最终在云南形成制度。可以想像，此时的举业已如滚滚洪涛在滇云之域奔涌，并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滇云士子卷入到比肩接踵的科举大潮中。今天我们翻开史书，仍能感受到这股力量的巨大。
与此同时，中央对土司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其一，原来由土司把持，辖境自理的地区，逐渐由中央任命流官实行土流分治。如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在蒙自县添设流官知县掌印，土官知县专一管束夷民，巡捕盗贼。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巡抚都御史陈金请求在浪穹县12关增设流官，到弘治间近一半云南土官职任中设了流官，而且土流分职，流官掌印，土官只协同管事，极大地分割了土官权力。这说明原来管土管民的土官在逐渐丧失其独立性。其二，原来允许世袭的土官逐渐遭禁止。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云南布政司上书说：“所属大小土官有世袭者，有选用者。如景东府知府陶俄、阿迷州知州和宁则世袭者。云南府罗次县主簿赵和、姚安府普昌巡检季智则选用者。”据此可知，明初的土官分世袭、选用两种。到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据内阁首辅杨一清（云南安宁人）言：“云南各处土官夷兵人马众多，丽江景东之外，元江、邓川、北胜、姚安、鹤庆、宁州、罗次、亦佐、蒙化、姚州之类……中间多系不得承袭之人……”可见到明后期，澜沧江以内能拥有世袭权的土官，主要是些像丽江土府木氏那样为朝廷助饷立功之人。这说明曾作为土官与流官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世袭，也在逐渐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司制度的继续存在，不仅对国家集权的强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阻碍，一些土官土司出于各种目的禁止子民读书识字，对汉文化产生强烈抵制情绪，也会成为汉文化在云南继续发展的桎梏，因而一旦土司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羁绊，一旦条件具备，改土归流就势在必行。
从分封土司到改土归流，这是一场云南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汉文化不仅是作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推动力而出现，它也是改流顺利完成的润滑剂，尤其是改土归流毕竟是一次较为复杂的社会变革，其打击面之广、触动的利益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势必会遭到一些土官的强烈抵抗。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芒部陇氏内部由争袭而互相残杀，事发骚动两省，明军大兵平定芒部，斩首634级，第二年芒部改为镇雄府，命重庆通判陈洸为知府。然而时隔不到一年，有芒部沙保攻陷镇雄府城，执知府夺取府印，杀伤数十人，明军又进行了几年的征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中央不得不作出革除流官知府，复授芒部土裔为通判的决定，芒部改流经几年的折腾以流产而告终。镇雄改流的失败，尽管有多方面的因素，但稍作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镇雄基本上是在元明以来还未设学，几乎未进行儒学教化的地区。镇雄在改流完成后才于隆庆五年(公元1517年)设学兴教。缺乏汉文化儒学教育的渐进过渡，要一下子建立起流官统治，当然显得更为艰巨与痛苦，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大。随着改流的展开和逐步深化，汉民族一统的政治文化完成了对滇云“以夷治夷”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流官制的确立，成为汉民族一统政治文化在云南最终确立的标志，因而明代对澜沧江以内地区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代表了汉族一统政治文化在滇云发展的最高成就。
其二，滇云汉文化“礼制”的健全。“礼”本意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早在周代，便已产生“规范”、“礼治”的引申义。汉儒在先秦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对“礼”文化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拓，对礼的定义作了更明晰的规范。“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是判定社会成员一切言行是否适宜的统一尺度，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自觉地熟悉它的内容，接受它的制约。在汉儒眼中，孔子所赞美的“中庸”，所追求的为人处事，不偏于极端，以达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和”之道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人生信条被具体化为从治国理家、求学问道一直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细守则。汉儒将这些规范归纳为六礼、七教、八政，六礼是冠、婚、丧、祭、乡、相见。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为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六礼涉及社会典仪，七教涉及人伦关系，八政涉及生活制式。“礼”将这一切囊括无余，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都从这里找到依据和评价。这些细致入微，流于繁琐的人生守则，约束了社会成员的欲望追求、情感宣泄、意志表达的快捷方式，铸造了汉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整体精神风貌。这种笼天地、纳人神、齐万物的礼制，推行到民间，便成为社会的礼仪习尚与民风世俗。
起于民间的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恢复汉族正统之后，为了消除蒙古的异族影响，巩固朱氏的万世统治地位，自拟于汉唐后续者，继承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传统治国思想，将“礼”作为教化治理天下与统治人们的有效手段。他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纲纪，朝廷所当现务，不可一日无也”。并认为“时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是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奉行所谓“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的准则和规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风尚的变迁与礼制的盛衰两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且粗识四书六艺的朱元璋还力图恢复这种传统的社会模式。所以在开国初期，他就强调指出“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绮谷、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败也”。把生活方式的贵贱差别，看成国家兴亡的大事，因而为了建立“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有序、有制、有度、有数的等级社会，他制定了严格的礼法等级制度，企图人为地控制社会生活及风俗的发展演变。社会成员无论贫富、举凡衣食住行、婚嫁丧祭、文化娱乐、宗教信仰，都要依照等级身份，按礼行事。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滇云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日益健全，对不同的阶层的影响。一些乡贤儒子把为自己已熟知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写进乡规民约，来对本乡本村之民进行约束，让他们循规蹈矩，不越礼制。他们认为为人最要紧的是要有高尚的道德，一个人文章不如他人，科甲考试不如他人，这不算最要紧，最怕的是自己的品行不如圣贤。他们对自己的道德修养要求严格，“婴年读书，便要学做圣人，如读一句，即究一章，归宿验诸自家身上，并悟千箱万轴总归这一句，即以千古道统自任”。
第二，礼制的建构。《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指明了六礼所包括的内容。冠礼，即成年礼，按古代的礼制“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到了20岁，就要在宗庙由父兄主持举行冠礼仪式，起个新的名字，表示已经成人了。刘文征天启《滇志·风俗》对全省礼制加以概括，一为冠礼，“民间以网巾为率，名曰冠巾，士大夫遵会典及四礼简仪。及范氏统宗规而稍节约之，亦以网巾之日举行”，基本按礼制的要求来进行。二为婚六礼。“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于是婚礼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6个步骤。《滇志》中曰：“婚六礼，各郡同省会。有谢肯，有求亲，敦请士大夫四人于家，宴而拜之；至妇家，拜致主人意，妇家宴之。次日，各往谢宾。由聘礼至亲迎，仪物丰俭，列郡邑各殊。省城彩轿之盛，有费至四五金者。”可见已是六礼具备。三为丧祭之礼。《礼记·曲礼》说“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明代滇云全省“丧礼尚奢，在在皆然”，“丧祭之家，即至贫，必有熟于礼者为之掌记，不至愆谬”。又说：“祭礼，民间以建斋诵经为尚，见行礼者，非笑之，谓俭其亲。士大夫家如礼制”。至于相见之礼，刘文征在《风俗》之序中说：“考两《志》所云滇俗，慈孝友善，相敬如宾。坐堂室中，闻小队传呼，兀起而立，非谩也。又据所见闻，昔先辈家居，多坐大门之内，后生不见，驰骋过其庐者，必呼而痛斥之；见则入揖，相对答礼，有说侍立肃听，无说揖而出，不茶、不坐、不送也。”可见相见主客之礼，长幼之别，已有定制。
第三，日渐趋同的年节时令。礼文化制度的世俗化，使许多传统节日在汉代就形成定制。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全国恢复实行夏历，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称“元旦”，以后汉族的所有节日都以夏历计算具体时刻。正月、元宵、清明、上巳、重阳以及春秋社日，冬祭腊日等节日，成为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天启《滇志》记载全省年节，主要有：
元日，桃符门丞，往来贺岁。春日，春盘赏春，以饼酒相馈。上元之夕，赏灯张乐。次夕，将相私游，携爆竹插香于道，相传可以却疾。火树星桥，有古风焉。二月三日，循往代，为修禊事，会成谒龙泉观，还憩石嘴庄，为临江之饮。江流曲曲，怪石插江中，长松满崛，各郡于其胜地。大理以是日为市，集五方之人，聚天下之货，一月而退。是月祈年佛会。清明，插柳墓祭。三月三日，谒岳庙，为南岳。谒真武于西山罗汉寺，或东之鸣凤山金殿。或先期赴易龙中和山，行两日程。或负香之郧襄阳武当，往返数月。念八日，谒岳庙，为东岳。四月八日，浴佛，献乌饭。五月五日，悬艾虎，饮菖蒲酒，角黍相馈。六月廿五，束松炬，照田苗占岁。七夕，妇女穿针乞巧。中元，祭先于祠堂，或焚冥衣、楮镪。中秋以瓜饼祭月。重阳，登高，饮茱萸酒，赏菊，各郡或有丈菊焉。以面簇诸果为花糕，亲识相酬馈。十月，祀先，墓祭。长至，相贺，饮赤豆羹。腊八日，作五味粥。廿四日，祀灶，送五祀之神。除夜，爆竹，饮分岁酒，先少后老，四更迎灶。
在全省大部分地区，从元日、春日、上元、清明、中元、中秋、重阳、腊八以至除夕成为云南的共同节日，每个节日伴有相应的活动，有的活动同云南各地区具体情况相结合，具有地方色彩，如三月三，耍西山，便成为昆明地区共同的活动，一直保留到今天。又如大理三月间的贸易盛会，更是经久不衰。李元阳万历《云南志·风俗》中说：“三月十五日在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知是观音入大理，后人至日烧香，四方闻风，各以货来。”一个时代的习俗，既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象，也是衡量该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与文明状况的重要标志。汉民族礼制的建构，在滇云人民新鲜活泼、自由奔放的社会生活中注入了许多凝重的色彩和古朴庄重的韵律。由此也给滇云的民风民俗带来了变迁的动力、变迁的表征，并划出一条鲜明的变迁轨迹。循着《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志》、《天启滇志》、《滇略》这几部明代云南志书，我们能找到云南民风民俗变迁的轨迹。
洪武一朝，太祖以武力荡平天下，励精图治，致力于建立以传统的礼法来治理社会，塑造出洪武时期敦厚、严谨、淳朴、迂守理教的社会风尚。明中后期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心奢汰，风俗自淳而趋于薄，明人曾有不少痛心疾首的论述，如明代有一长者言曰：“正德嘉靖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占哔、帖括、授徒、下帏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长官、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工织衽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接女甘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ZW(〗明·顾廷元《客坐赘语》卷一。〖ZW)〗明人伍袁萃说：“闻之长老，吾乡自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矣!大都强凌弱，众暴寡；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仪相让之风邈矣!又有势家豪族，宗党奴隶，横行闾阚，如狼如虎，小民无以自存，缙绅间亦不免。”明人范濂还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竟为硕鼠；田姑野媪，悉变妖孤，伦教荡然，纲常已矣……”当中原内地礼教“天崩地裂”之时，偏远的滇云之域仍然固守着洪武礼制，保持着醇厚的风气。
在史书之中，云南府人是“民遵礼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才能，尚气节”；大理府人是“钟灵毓秀，士尚气节”；临安府人是“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宁弃不争。多爱清雅，敬老崇文”；楚雄府人“士人务学，裕而畏法，地当孔道，而不染于纷华。文教日兴，士风驯实”；曲靖府人“绳勉根植，兼事商贾，习尚简朴”；澄江府人“民务耕织，勤生力本。士以劲特相慕效，耻为委蛇，庶几铁中铮铮者”；蒙化府人“士人婚冠皆用家礼，民间相尚以朴质，敦朴恬雅，绝无浮夸，尽除靡丽”。正是礼教的浸润，才铸就了云南人温和、敦厚、淡泊不争的共同性格特征。这种特征一经形成便经世代的传承积淀，成为云南人性格中的共同品质，滇云文化也因此熏染上一些与三晋、齐鲁、荆楚、巴蜀诸文化相异趣的特征。云南人对自己及其文化有一个极简练的概括就是“土”，人之“土”，意指老实憨厚，不开化，不善交往，不会趋时追新、灵活应变。文化之“土”，主要指它的乡土性，即滇云文化中的本土文化气息比较浓厚，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分化尚不十分明显。乡土性，也就意味着滇云文化中世俗享乐的市民文化的不发达，它基本上还是一种整体性的与农耕狩猎息息相关的乡土文化。
〖ZW(〗张文勋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审美·绪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ZW)〗。就是今天，我们仍能从云南人的言行举止、婚丧嫁娶中找到这种洪武遗风。封建礼法是维系封建国家的根本大法，“礼制”不仅确定了封建等级与尊卑贵贱，也为人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南。礼法推行到极至，便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桎梏，而且相较于江南“世风颓变”的情形，地区越是偏僻落后，受礼法的禁锢就越深，这在云南妇女生活中反映得最为突出。
唐朝樊绰《云南志·风俗》说：“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及婚，私夫悉来相送。”景泰《云南志·嵩明州》又说：“男妇无禁出入，视奸盗之行为常事，而莫不知恤。”这些记载为我们描绘出明初及明以前云南新鲜活泼的生活场景，至少我们能从中看出，在当时的妇女心目中还不存在贞节观念，我们还不能用明中后期登峰造极的理教标准来衡量、评论她们的行为。就在明中后期以后，在云南的志书中出现了烈女传。明初云南志书的代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诸郡人物条也较少述及烈女，只有正德《云南志》在其卷二十二专设《烈女传》，登载元代烈女3人：桑知州皇甫旋妻杨氏，景县尹妻王氏，以及败绩曲靖的燕帖木妻，明代烈女32人，多为丧夫不二，孀居多年而获旌表。到天启《滇志》所载烈女已达309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和永昌等府中。这些志书，登载了大量烈女，记载了她们或者从父得孝、或者从夫得令、或者从子得慈、或者以身殉节、或者守贞而终的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如云南府罗江妻李氏，随其夫官南昌，夫遘疾，“李氏每尝药而进，弗愈，继以割股，竟弗愈。及夫殁，犹乞死以殉，弗获，扶柩归，哀恸丧明。适有寇至，抱夫像投水，母姊救免，焚劫一空，益励苦节”。又如永昌府吴氏有二女，长曰贞烈，次曰贞洁，其父死兄卒，“二女悯其绝世，竟誓守女节以终”，后合葬于郭外，有人题其墓曰“吴氏二贞”。再如武定府李臻枝之女，“年十八，许聘张节。未几节死，誓不更字。后兵变，途遇一男子执其手，即以刃自断而死”。她们苦节之坚贞，殉节之刚烈足以泣鬼神，礼教对妇女的禁锢无以复加。像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不胜枚举。《新纂云南通志·烈女传》序说：“妇女敦礼义尚节烈虽穷乡僻壤咸有其人。”笔者根据《新纂云南通志·烈女传》的记载，统计得出，有明一代，云南共有烈女1290人，其中夫亡即从一而终守节尽孝的有634人，由于各种原因以身殉节的有598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明末清初的战祸中。此外还有三十余人因其夫早殇便守贞而终。及至清末，云南烈女之人数又骤升至9580人，构成了明清万余人的烈女群体。从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到烈女群的骤兴烈女节妇的出现，为我们划出了一条鲜明的文化变迁轨迹。毫无疑问，明代汉族移民徙滇，儒学的广泛流布以及礼制在云南的建构，便是云南烈女群骤兴的深厚社会历史背景，也是发生在妇女身上的这场文化变迁的动因所在。
明代汉文化在滇云发展的表征，除上述几点外，还可以从云南文人官僚政治的建立，汉文诗歌文学的繁荣和汉文作家群的产生，地方史籍典章的完善，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流变，音乐戏曲舞蹈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滇云科学技术的进步上得到表现。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以来的又一个平民为天子的统一政府，朱元璋也成为与汉高祖刘邦齐名的平民皇帝。朱元璋以兵戈起家，却也以在统一全国后滥杀功臣而得名，以致《剑桥中国明代史》把洪武时代称为监视和恐怖加剧的年代。这些被杀的功臣大部分是同他一道南征北战，诸如蓝玉、王弼那样有军功的武人。洪武时期一方面是大杀功臣武将，一方面却开科取士吸纳人才，许多熟读五经的平民寒士便通过科举补充到新兴的政府中，洪武一朝基本完成了从武功到文治的历史性过渡。云南平定后，文治的行省政府也得以在云南确立，大量文官的任命，造就了一个云南有史以来队伍最为庞大，数量最为众多的包括各级官吏和各类举人在内的文人官僚群体仕宦阶层，来管理云南政治、维系着云南社会。他们用汉文化中传统仕人的人格精神风貌引导着云南的社会思潮，涌动起一股云南社会阶层嬗变的大潮。
初明“台阁体”把持诗坛，千篇一律，毫无生气，以李东阳、何孟春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及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王廷相等，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打出“复古”的旗号，来反对台阁体。明代文学的“复古”之花，却出乎预料地在云南结出丰硕之果。洪武间主张复古的一些重要人物如何孟春、何景明等都曾仕宦云南，以后又有以诗文著称于世的王景常以及嘉靖间四川新都状元杨慎因事谪戍云南，与滇云士子诗文酬唱，掀起了云南复古诗风。永昌人张含青年时代游学于宋梁，曾拜李梦阳为师，并与何景明、崔铣等人相识，还至云南便举起“复古”的大旗，对七子的主张作了大胆呼应，并在创作的实践中突破其师李梦阳理论上的不足，在艺术创作上求新求变，形成苍劲沉郁、旷达雄伟的诗风，被誉为滇中诗坛的“不祧之祖”。明代滇云文风大盛，不仅创作出数量繁多“不胜汗竹”的诗文作品，成为明代云南文学发展中的一道风景线。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宗文化和官方哲学，对宋元明清几代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理学作为哲理化的儒学，有一个从酝酿、成形、兴盛到变态、衰落的漫长历史。理学在明代经过了由兴盛到变态的历程，各个学派大起大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学流派的许多代表人物或因仕宦或因朝中的权利斗争或党派之争谪戍云南，他们在云南期间宣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在同云南士子的相互切磋中，以其极富魅力的人格力量和深邃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一批莘莘学子，循着徐樾、罗汝芳、李材、李贽、刘文征（云南昆明人）、傅宗龙（云南昆明人）、陶铤等人的思想学术踪迹，我们能体味到理学在云南的流变历程。徐樾“曾从王心斋讲良知之学，盖一阔儒也”，是继王艮之后王学泰州学派的传人，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升云南左布政使官云南，在任间逢元江土知府那氏之乱，徐樾亲率兵，着夷装去平叛而慷慨捐躯。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又一重要传人，其学出于姚江，学识渊博，“蔼然天地万物一身，无不可教之人”，被黄宗羲《明儒学案》列于卷首“师说”的人物之一，是明代中叶有影响的思想家。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出任云南屯田副使，政暇，“集士夫于书院，更端问难，响答如洪钟，人人虚往而实归”，一时负笈抠趋者不远千里。把泰州学派的思想精华介绍到滇云。曾任云南按察使管金腾兵备事的李材，在学术上自成一家，黄宗羲《明儒学案》为之立有“止修学案”专章。在滇为政期间也是讲学不辍，“每与乡绅子弟讲学宗旨，以‘修身为本’刊四字，流布全滇”。万历间轰动一时的南滇李材“谎报首级”案使李材闻名于世，区区几个夷人首级，酿成几十年的狱祸与纷争，政行与学术派别的纠缠不清才是这场狱祸的根本原因。至于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已勿需多言。李贽在万历初到云南做了3年的姚安府知府，施展了他平等自治思想的政治抱负，李贽一生思想行动上的变化，离滇前后是一个转折点。王守仁的学说，发展到泰州学派已出现明显变异，从罗汝芳对“良知”之学的修正到李贽对王学的批判，云南理学已走上了其流变的极端。
史籍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功能。中国史籍依靠汉字这一载体，对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史实加以记录，因而史籍著述的繁荣与否，不仅是一定时期社会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更是汉文化水平高下的重要体现。云南地方史籍，碍于对汉字的掌握运用能力，且地方政权中没有史官之设，自然就没有史官来对史实作记录。在元代以前可谓只鳞片语，只有依靠官修史书或者旅滇官吏的私家著述来保存零星的资料，包括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也属于此类。由官方来修纂地方史书始于明代。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云南初平，朱元璋就命儒臣考校图籍及前人所有志书，更定删正为洪武《云南志》六十一卷，成为云南第一部官修云南省志。景泰四年(公元1454年)，陈文、王谷修成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十卷，成为明代云南现存最早的省志。以后又有弘治间李介《云南总志》、正德间周季凤《云南志》、万历间李元阳《云南通志》以及包见捷修的《滇志草》、谢肇浙的《滇略》、刘文征的天启《滇志》诸本省志。各府州县也相继修志，出现了《云南府志》、《昆明县志》、《临安府志》、《石屏州志》、《蒙自县志》、《邓川州志》、《楚雄府志》等郡邑志六十余部，还出现了《云南山川志》、《名山记·云南卷》、《全滇盐政考》、《云南旅途志》、《滇南本草》、《永昌二芳记》那样的专志，反映出明代云南典籍的日趋完备。这一时期，不仅私人修志日益活跃，志书体例也有较大发展，杂著、杂录、旅行记之类的书也有不少。
盛行于明清时期以表现文人个性、集诗书画为一体的文人画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文人画偏向于对士气、书卷气的重视，对诗书画结合的讲究，其造型讲求简洁凝练，主张简、淡、空、灵等自然风格。云南晋宁的担当和尚以其超凡脱俗、古雅简练的绘画风格而闻名全国，同时又以其集诗书画于一身的画法成为明代文人画派在云南的首要代表。他的画构图布局奇巧，多为山水画，兼及人物，令人有冷峻荒寒之感。他的字，字体工整而苍丽，豪迈奔放，正如其诗云：“太史堂高不可升，哪知万里有传灯，后来多少江南秀，指点滇南说老僧。”“管弦春社早，灯火夜街迟”是沐璘在《滇南即事诗》中对滇云民间社火的兴盛的生动描绘。汉民族的流徙滇云，使中原和江南各地的戏曲声腔和民间曲调在滇云广为传唱，魏良辅《南词引正》说：“腔有数种，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杭、杭州、戈阳，自徽州、江西、福建作戈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其实，包括海盐腔、余姚腔、青阳腔在内的江南一带流行声腔大都流入云南，在元宵灯节等节日中举办的民间社火上传唱。杨慎的《观秋千》，诗中就有“滇歌僰曲齐声和，社鼓渔灯夜未央”之句，写尽元宵节夜各族欢歌起舞的热闹景象。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写道：“由沾益州抵东门，投旧邸龚起潜家，见其门闭，异之，叩而方知演剧于内也。”说明明代云南的达官显贵之家已备有戏班和歌伎，再如滇云风流公子金公趾，“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声伎”。及至大西军入滇，还强拉民间女子“发戏房中教戏”，组建戏班，于元宵节大放花灯，四门唱戏，百姓男妇入城观玩。伴随着家乐演剧的发展，明代滇云已有传奇和杂剧作品出现了。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兰茂的《性天风月通玄记》、杨升庵的《宴清都洞天玄记》、何蔚文的《缅瓦十四片》等，分别代表着云南明代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剧作水平。前两部作品都是修仙悟道之作，主要写一道人降服了“六贼”而悟道成仙，属于“神仙道化”之类的作品。剧作中文辞华丽，声情并茂，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滇池逆水海西头，昼夜滔滔不断流。若个人儿无孔笛，一声吹过楚江秋。”显然是一曲曲滇池渔歌。何文蔚曾写有多个剧本，见于书目的还有《插一脚》、《摄声光》、《笔花梦》、《吹更弹》。尤以《缅瓦十四片》最为有名。“是书写永历帝播越西狩各情，可歌可泣”。
〖ZW(〗顾峰：《明代云南戏曲初探》，《云南文史丛刊》1991年2期。〖ZW)〗。滇云人民自由奔放、能歌善舞，为戏曲在滇云发展提供了良好氛围和土壤，这一时期的戏曲发展为滇云地方剧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明代滇云文化的发达也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其一是海口修浚松花坝及一些人工渠道的修建，在施工技术和建坝材料上都有所改进，以此把云南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推向高潮。其二，在农业生产方面，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品种增多，农田耕作上趋于精耕细作，畜牧业和茶叶生产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三，冶金业方面，官营、民营铜、金的开采量增多，银的开采量居全国之冠，以金殿及铜钟为标志的金属铸造业也在全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四，在建筑技术方面，汉式建筑分布越来越广泛，在昆明、玉溪、曲靖、昭通、楚雄、保山等地坝区，汉式建筑成为主流，“三合院”、“三间两耳”、“一颗印”等模式盛行。府州县城也多仿内地汉式，城墙、文庙、楼阁、塔寺恢宏壮丽，如建水古城中的文庙，在明代扩建后，成为恢宏的建筑群。设计巧妙，施工精致，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其五，在制盐、制陶和制瓷上，也有突出表现。云南岩盐蕴藏丰富，明代有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四大盐井，人们已总结出许多从盐井中取卤的方法。建水、华宁、祥云及玉溪等地是明代云南制陶产陶的主要地区，创始于成化年节的建水陶器制作工艺独特，成为全国的名陶之一。其六，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著作。如嵩明兰茂有《滇南本草》、《医学挈要》，昆明龙施著《心济医宗》，石屏高肇尧著《医案》，石屏何孟龙著《医集》，保山张升有《中星图说》、《地理国说》，大理杨士云有《皇极解》，保山杨元著《纳甲图九圭数》，祥云杨向春著《皇极经世数学引蒙》，张志淳著《永昌二芳记》，潘璩著有《全滇盐政考》等，包括了医药学、天文学、数学、植物学、地理学、盐务管理等诸方面的知识。面对着明代滇云所取得的这一项项文化成就，足以让我们在吃惊之余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作出深刻的反思，我们不得不说，汉文化不仅推动着滇云文化上了一个新台阶，丰富了滇云文化的内涵，而且汉文化在滇云本身也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发展和壮大，并在明末改朝易代之际找到了它的最后归宿。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外戚优逸”、“宦官无制”、“大臣玩讦”、“兵权过操”，这两百多年的政治积弊累积至临界点，使这座由汉族建立的大明宏伟基业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崇祯帝煤山自缢，明帝国灭亡。在南方的一些明朝官吏先后拥立明王室后裔福王朱由崧、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等建立弘光、鲁王、隆武等政权，打着“复明抗清”的旗帜，希望以此来延续大明的国运。然而在清军如飓风般的强大攻势下，这几个政权节节溃退，失去立政之根基，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广西巡抚瞿式耕拥立神宗之孙、桂恭王常瀛之少子永明王朱由榔于肇庆，建立永历政权，大明基业延续的重担便落在了这位软弱而又无能的帝王身上，同时也开始了这个流亡朝廷之君的流亡生活。永历帝曾被后人封称为大行皇帝，主要就是指他自即帝位起，一直过着乱世之君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广东肇庆而广西桂林，从桂林再还都肇庆，从肇庆而梧州，而南宁，留下了一路匆匆逃亡的足印。在江山更易，民族矛盾高涨之时，转战西南的农民义军大西军同南明政权间联合起来，以共同对付入关的满人，1651年，在南宁的永历帝又该何去何从呢?大臣们有的建议逃到海滨依靠李元允，有的建议入安南避难，有的建议浮海依郑成功。而勋官马吉翔、太监庞天寿则主张赴黔投靠孙可望。1652年孙可望派兵挟持着永历帝入居贵州安隆所，将安隆所改为安龙府，永历只有寄人篱下，一切仰仗秦王孙可望。帝在安龙，“宫室卑陋，服御初恶”，他所居的文华殿窗子、墙壁颓坏，风雨吹洒在御床上，要求一张蒲席来遮挡，都因无孙可望之令而不给。孙可望每年只供给帝一行人8000两银，600担米，岁造开销银米册报可望，称“皇帝一员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帝涂苇箔以处，日食脱粟，且守将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挟弹射鸟直入其门，这就是孙可望的“君臣之礼”。孙可望不把永历帝放在眼里，大学士吴贞毓密谋请李定国相援，事泄，孙可望在安龙府大开杀戒，将吴贞毓、大理寺少卿杨钟、太仆寺少卿赵赓禹等“安龙十八先生”枭首示众，永历与后妃只有在宫中暗泣。这一事件后，孙可望已失去了人心所向，其大将白文选等倒戈，投向李定国部。1656年正月，李定国率军赶到安龙，君臣相见，抱持痛哭，李定国袒露臂上所刺“尽忠报国”四字，决心扶明，并议定离开安龙，移跸云南。正月二十六日，发骑卒，前导3000，后卫3000，浩浩荡荡起程，举朝欢跃。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之争，使大行皇帝终于踏上了通往滇云的路途。
滇云之域对大明皇帝的到来作出了热烈的呼应，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说：“二月十一日，入曲靖，请王暂住，定国自率精骑入省调度。时，刘文秀与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守滇。文秀亦意在奉王，阳与尚礼生议阻，倏闻定国至，即自以数骑出迎，相见欢甚。既而曰：‘我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以后，又有曹操。’定国指天为誓。文秀乃言曰：‘秦王尊君，我辈当尊秦王。今不臣若此，我辈宜与之绝。’于是定国遣护卫靳统武、章建率兵扈跸，过金马山，百姓遮道相迎，有望之泣下者。”
有了以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的支持，有了滇云之民的热烈拥戴，此时的大行皇帝终于可以暂时歇下脚来治理朝纲。于是以贡院为行宫，接受群臣的朝谒，赏官封爵，赐李定国为晋王，册封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艾能奇子承父业为镇国将军，王尚礼为保国公，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仪为保康侯，马吉翔为文安侯，余俱为侯伯。1657年2月，永历出阁讲学，4月，上圣安皇帝庙号曰安宗简皇帝，后曰简皇后；思文皇帝庙号曰绍宗襄皇帝，后曰襄皇后；皇考庙号曰礼宗端皇帝，嫡母王氏曰端皇后。下诏大赦。同期，永历帝以万历进士雷跃龙（云南玉溪人）为大学士，又以金维新为吏部侍郎兼都御史，龚铭为兵部侍郎，加沐天波柱国少师。以龚彝为铸印局大使，在滇开铜铸币，为“永历通宝”，还遣官航海至台湾，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同年8年，永历帝在云南开科，举行乡试，以校场为贡院，得王肇兴等54人。永历王朝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励精图治，设官开科，在努力恢复一代王朝的气象；也在这一年，李定国交水一战大破孙可望军，孙可望走投无路，携妻子赴长沙投奔洪承畴，投降了清军，清廷为之震动。这些迹象甚至似乎给人感到恢复大明江山又有了一线希望。只不过，这种希望转瞬即逝。终究已如强弩之末的南明政权其积弊之深再难抵挡清人的满弓之弦，1658年，清廷命信郡王多尼统帅清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云贵，李定国在仓促应战中节节溃败。11月，清军进攻安龙，定国军被击败于罗炎凉水井，12月14日败回昆明。次日，大行皇帝不得不再次收拾行囊，依沐天波“走迤西，地则近缅甸。事急退入阿瓦、太公诸城。缓，则据守两关，犹不失为蒙、段”之计，西走永昌。1659年正月，永历行至永平，清军已入云南，2月，怒江一役，李定国溃败，4000随兵夜中道迷，互相惊扰，群臣妻子不相顾，叛卒乘机剽掠，贵人宫嫔亦失去过半。到缅甸边境，沐天波出谕，得启关尽弃兵器而入，缅王令四只小船渡永历及妃御过江，六百多官兵自觅舟随行，九百多人陆行，途中多被缅人劫杀。2月24日，永历到达阿瓦，安顿于阿瓦旧城中，又开始了一段忍辱受侮的日子。李定国攻缅救帝不得。1660年7月，缅王杀兄自立，以兵逼迫永历群臣渡河饮咒水，屠杀群臣，沐天波、马吉翔等人便在“咒水之难”中陨命。1661年，吴三桂率军进至阿瓦，令缅王降，12月3日，缅王将永历父子及太妃、王妃等献至吴三桂军营。1662年3月，永历被押回昆明，囚于蓖子坡金蝉寺。1662年4月25日，吴三桂以帛进王所，将永历与太子绞死于金蝉寺，老百姓因之谐称此坡为“逼死坡”。永历死后，焚葬于北门外，终在滇云得到归所。李定国闻此噩耗，悲愤而卒。历时15年的南明最后一个王朝，至此结束。
回顾南明政权在滇云存在的这段历史，它总能撩拨起我们追古的缕缕幽思。想当满人挥兵入关之时，如入无人之境，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的欢迎声中进入了北京城，10年后，滇云之民却在一片嘘唏声中遮道相迎，把永历帝迎跸进昆明城中，形成的对比是多么的鲜明!得到大明恩惠的滇云之民给予明王朝回报是多么的丰厚!有了大西军的支持，有了滇云之民的热烈拥戴，永历王朝终于有了立国的根基，南明政权历时15年，而其中的6年时间是在滇云度过的，几乎占了永历政权历时的一半，无论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滇云都给了永历政权有力的支撑。永历在滇云前期，委官封爵，开科取士，初见一朝复苏之气象，在长期受儒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滇云志士效命于朝廷，施展着乱世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当永历西走永昌之时，行之日，“百姓愿从未及者号哭震天”，只有停碧鸡关三日始行，“发滇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这位无名氏在《求野录》中感叹道：“从古奔波，未有若此之众者。”国亡，家岂可独存，君亡，匹夫岂可偷生，因为他们是大明的忠实遗民，即使前行之途沟壑纵横，赴汤蹈火，生死未卜，他们也要同神圣天子一道与社稷共存亡。
明亡之思，总能引发人们切肤之痛的感慨，明亡之年，朝鲜仁祖大王接见大臣时说：“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岛屿之间而犹有忠君义士抗义树节者。国家虽亡而声名闻于千古。以此观之，人才岂不重欤!”朝鲜之君不详中国之情，言语有偏颇，不以为怪，然200年间明王朝一再倡导的忠孝大义却并没有在亡国之时扫地以尽。想当年伯夷叔齐不愿为臣，宁愿采薇而死，成为气节永存的典范，而此时有昆明儒生薛尔望闻永历走缅，叹息曰：“不能背城战，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于是决心“不惜七尺躯为天下明大义”，遂率妻、子、媳、孙、侍女，投黑龙潭死。后人怜之，合葬于潭侧。强烈的民族意识，浩气长存的民族气节在这一段历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朝鲜之君要能看到发生在滇云之域的这悲壮一幕，或许就不会再有如此言语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宋明理学所尊崇的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已浇铸出士人群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当历史重任落到滇云士子们的肩上时，他们接受了政权更替，民族兴亡之血雨腥风的洗礼，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参加了永历政权，而且在清军入滇后直接走上前线参加抗清斗争；有的作为大臣、幕僚，积极建言恢复图强；有的则同情、支持这场斗争。有顺宁府进士龚彝，曾在孙可望府署中任户部尚书，永历立朝后准备让他任户部尚书，他辞官说：“臣受秦王十年知遇之恩。”此话遭到李定国的弹劾、痛斥：“彝惟知可望十年之恩，独不知祖宗父子受明朝三百年之恩耶?”于是，龚彝被谪为铸印局大使，但他却承担了开铸“永历宝钞”的重任。及至永历被囚金蝉寺，却惟有龚彝来探望送行。据师范《滇系》杂采众说，有顺宁天启进士龚彝（云南凤庆人），“既从王至滇，具酒肴进谒王所，守者不许，彝厉声曰：‘此吾君也，我为其臣，君臣之义，南北皆然，我只一见耳，何拒我为?’守者往启三桂，三桂许之。彝遂得入，上堂设宴，请王出。朝礼毕，进酒，王称谢，痛哭不能饮，彝伏地痛哭，亦不能起。再劝王饮，王勉饮三爵，彝再拜不止，遂触地而死，王抚之恸几仆”。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朱彝以身殉主，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是死得其所。
及至永历政权覆亡，滇云士子们深知国虽亡，而士人的气节不能消亡，他们中的许多人怀着强烈的民族气节，不愿在清朝政府中任职，效命于满人，于是有的削发为僧，有的隐居山林，有的漂泊他乡。就这样，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履行士人“道同则谋，道不同则离”的信条，用他们的方式来寄托他们对故国的追思和眷念，用他们对明王朝的忠诚来恪守着大明遗民的职责。近人秦光玉编《明季滇南遗民录》，撮其事迹较为显著者，得152人，分上下二卷，上卷列滇人93人，下卷列流寓54人，补遗5人。滇人名录为：文祖尧、文德俊、艾廷献、杨开泰、杨先声、杨定国、邹良彦、杨祜、张相度、郝太极、段暄、温如孔、杨斌、陈玺、施德裕、胡旋、宣廷试、宣廷宾、向于宸、熊之龙、辛和国、熊化、陆与进、尹天任、赵炳龙、赵廷绾、张如凤、杨永言、张应星、杜其渐、郑重、高明、杨正芳、孙光豫、王伯升、陈甲才、陈佐才、解鳌、李正雄、胡宗元、胡一清、高翟、陆天麟、愈观、理任明、邹应阳、何星文、何蔚文、何素珩、刘联声、高应雷、陈王廷、马明阳、李思揆、朱昂、孙桐、王琦、高桂枝、熊才、唐华、于迁、郭之建、赵必登、张琮、袁润、方世瑜、吴鼎占、段敏政、杨惟峻、张国正、杨运升、张撰、李亨、施心极、刘芳远、孔之裔、杨愉、李恪、包璇、段佩、李元捷、读彻、普荷、洪如、行脚、思明、奄和尚、水月和尚、铁道士、施神仙、武风子、赵之炎、曾高捷等，是他们奏响了明际滇云之域浩然正气的凯歌，写下了滇云历史中最为慷慨悲壮的一章。
回顾这段历史，它又给予我们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当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开创一朝之宏伟基业，在称帝14年后才迟迟挥兵入滇时，或许他根本没想到，有明一朝的基业会在300年后断然落在那最后才纳入版图的偏远的滇云之域。当朱元璋在云南这一不知“三纲”之道之区推行儒学教育，宣传儒家忠君、仁爱观念，建立封建礼制时，他也没想到这种观念最终会成为南明政权在云南存在的思想支柱。当朱元璋下令迁移汉族军民上百万到云南时，他更没想到这些军屯、民屯和商屯的400多万后裔会成为大明王朝的忠实遗民。当滇云之民在嘘唏声中把永历帝迎进昆明，大明王朝似乎在这此时此地找到了它的永久归宿。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短暂而悲壮的6年，浓缩了汉文化在滇云的发展流变历程，浓缩了千余年来滇云文化对汉文化的接纳、认同甚至最终的呼应。“薛子报忠义，孤坟筑水浒”，黑龙潭畔那明代遗留的圆形土封，是竖立在滇云士子心中的一座丰碑，留下了“寒潭千载洁，玉骨一堆香”的千古绝唱。李定国忧愤而亡，临终时嘱咐其子嗣兴及部将靳统武曰：“宁死荒徼，无降也。”后有缅蛮来说：“晋王李定国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蛮人过之，辄跪拜而去。”那是不亡的民族魂魄，那是汉文化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