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一文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巧合的是，在近期出版的新书《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中，上野千鹤子在谈及女权领域的站队问题时，巧妙地对文章作者的发问作出了回答：“女性主义不是什么智能机器，只要把问题塞进去，它就会把答案吐出来”。
《始于极限》是铃木凉美与上野千鹤子的书信往来。内容源自铃木凉美在女性主义领域中的探索所遇到的困惑，以母女、工作、恋爱与性、婚姻、自由等为题，与上野千鹤子进行了对话。“极限“一词也颇有意思，铃木凉美解释到“极限”也意味着“边界”。它关于社会环境的极限，也关于个人的极限。
除了“女性主义有什么用？”的问题以外，人们在触及女性主义领域时，会遭遇种种困惑，诸如我们能以受害者自居吗？我们该如何看待对女性主义的污名与割席？我们对男性感到绝望了该怎么办？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从这本新书出发，结合更多资料，梳理了这 3 个具体的困惑，以及上野千鹤子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摘编内容已获得作者与出版社授权*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作者: [日]上野千鹤子 铃木凉美
译者: 曹逸冰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01 我们能以“受害者”自居吗？
上周，一则披露某艺考机构老师“杜英哲”猥亵数名未成年艺考生的消息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消息传出后，社交媒体上陆续有了相同或类似经历的女生站出来讲述自己曾遭遇过的性侵、性骚扰，又掀起了一波 #MeToo 的热潮。
从“北电阿廖沙”，到“都美竹”；从近日在审理的 jingyao 诉刘强东性侵案，到林奕含笔下的少女房思琪；从亲密关系方面的情感暴力，到更广泛意义的无区别性别暴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热点事件中，女性选择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领域当中。
成为“受害者”，往往意味着 TA 需要反复向大众讲述曾经不堪回首、留下过深刻创伤的黑暗经历。然而讲述者的勇气并不一定能换来大众的理解，甚至许多讲述者反而会遭遇网暴，在一遍遍“受害者有罪论”、“不完美受害者”诘问中留下二次创伤。在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性别不平等时，作为女性的我们应该接纳“受害者”的身份吗？
©《少年的你》
在《始于极限》一书中，铃木凉美在与野千鹤子通信中也表达了相似的困惑。作为一名 80 后，铃木反思了近年来日本社会的女权主义运动。在她看来，今日日本的年轻女性们通过女权主义运动想要表达的并不是“我们也很愚蠢”、“我们也很强大”或者“我们也占了便宜”之类的观点，而是一种不畏惧成为受害者的态度。
铃木时常在“讲述伤害“和“摆脱受害者身份”这两件事之间纠结。她认为，许多女性并非是性别不平等的完全受害者，她们中也有人从性别不平等的事实中获得了好处。例如，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会下意识认为女生不应该被分配搬重物、干体力活的任务。我们也时常能听到，某个女生通过恋爱、婚姻跃升阶级、实现了人生的转机。
似乎这几年，随着年轻女性的性别意识提高，无论是在职场、亲密关系还是婚姻生育中，越来越多的女性都有了自主选择的能力。那么，我们还应该继续扮演“被动”、“脆弱”的受害者吗？摆脱以可怜姿态讲述自己经历的受害者身份，会阻碍女性运动吗？
对此，上野持有和铃木不同的观点。在她看来，自称受害者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是强大的证明，选择站出来承认自己是性暴力受害者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而铃木不愿以“受害者”自居的想法背后，也许正是一种“恐弱”的心理在作祟。
上野认为，“恐弱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所以才会格外激烈地进行审查和排斥，对软弱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和厌女的心理一样，恐弱不只在男性群体中广泛存在，许多女性也会有“我和她们不一样，我不是弱者“的心理。
恐弱其实和恐惧同性恋、恐惧残障人士、恐惧衰老等等逻辑都类似，是一个不接受弱者的社会折射出的小小缩影。心理咨询师信田小夜子在《家庭和国家的共谋》中曾经写道，“承认伤害并非屈服，而是抵抗”。
同样，上野千鹤子曾在东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讲到过，女性主义就是为了能够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生存。这意味着，弱者能站出来直面、接纳与言说自己的脆弱，不仅不会阻碍女性主义的发展，反而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
2019 年，一些网友开始在微博发起“我不是完美受害者”的微博话题，期望能抛弃对于“受害者”的刻板定义。在公众对“完美受害者”的期待下，我们总能听到苛责女性受害者的不同角度。
在公共场合遭遇性骚扰的女性，会有人指责“你应该穿得保守一点”；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会有人诘问“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结婚对象”；受到职场骚扰的女性，会有声音说“也有很多女性因此上位”。
“受害者有罪论”通通在强调一件事，即自称“受害者”的人拥有主观能动性。它认为，女性受害者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避免或预见她们受到的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
但当我们过分强调女性的能动性，声称这些糟糕的经历都是女性自主选择的后果时，我们忽略的，是整个父权制的社会施加在每个个体身上的张力。这种逻辑把问题从“为什么女性会普遍经历这些困境”转换为了“为什么这个人会碰巧出现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对于“受害者”的苛责——“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前后说法不一致”…..这些不宽容恰恰说明了隐性的性别歧视在广泛地存在着。
为此，拒绝“受害者”的称号就是在为父权制的社会免责，而每一位“受害者”的诉说都拥有着非凡的意义。正如上野在书中写下的，“承认自己是‘结构’暴力的受害者绝非溃败，若你基于‘主体’的选择。调动手头的所有资源，想办法生存下去，就值得称赞”。
02 我们该如何看待对女性主义的攻击？
“#MeToo 运动的初衷是不让更多弱势群体被伤害，而不是强化仇恨，甚至被滥用和泄私愤。”
在回应艺考学生的集体指控时，杜英哲说了这么一句话。不单是 #MeToo，在有可能涉及女性发声、女性话题的讨论中，“制造对立”、“吹毛求疵”、“矫枉过正”、“她也有错”、“德不配位”、“媚外女权”、“极端女权”、“性别红利”、“伪女权”等表达都可能成为女性主义或是女权运动的攻击策略。
由于对女性运动参与者的污名化，“女权”成为了相当敏感的词汇，女权即“女拳”、女性主义不是性别平等、女权就是厌男等观点如出一辙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更不用说，近年的事件总会沿着“被骂-道歉+删除”的老套路发展。
2020 年底，杨笠因其吐槽男性的脱口秀，几番引起了网友们关于“性别对立”的骂战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杨笠从未公开声称过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这些事件足以说明了女权主义在国内达到了足够的影响力，并逐步踏入极化。
对女权、女性主义的污名和标签不仅将男性与女性对立起来，也曾一度影响到女性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认同。在铃木和上野关于“女性主义”的书信往来中，就提起了女性和研究者对女权、女性主义的割席，以及女性主义之于女性和社会存在的意义。
铃木觉察到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谴责性别歧视、抗议不公正待遇时会先申明“我不是女权”。但申明后，紧跟着的又是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言论。她们只是接受不了“女权”的称呼罢了。上野也提到，曾有女性艺术家拒绝参加“女性与艺术”展。或是在“社会性别”的研究者中，有一批人表示“我是立场中立且公正地做性别研究，并不需要为此成为女性主义者”。
这种站队与割席，与 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的流行文化中，女性主义者被局限在一种极端的刻板印象有很深的关联。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候，就有许多女性说过 “I am not a feminist, but…（我不是女权，但……）”。言外之意是，“我对她们的观点有共鸣，但不希望被视为与她们一样的人”。
上野描述到，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就曾被扣上“尖叫”、“丑八怪的歇斯底里”等污名，受尽揶揄。更不用说媒体还将女性主义者描绘成可怕的女人、讨厌的女人，而女人又从小被灌输与男人为敌会吃亏的观念。
于是，对女性主义、女权运动的污名也自然地为巩固父权制铺平了道路。照上野的话说，拒绝“女性”身份，也是内化了布满厌女情结的男性凝视，默许女性为劣等群体。区分“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也只能是掩耳盗铃，因为“社会性别”本就是描述男女权力不对等的术语，它不可能是“中立且公正”的。
就算不刻意自称“女权”，但只要涉及女性领域，也很难不被质疑。铃木曾以“前 AV 女演员”的身份和在夜世界的工作经历发表硕士论文《“AV 女演员”的社会学》。因其职业身份的敏感，又写下了在那个世界近距离观察到的男人的危害，有不少陌生人在社交平台上对她进行两极分化的“批判”——一半人说她是“极端女权”，另一半人说她是“反女权的男权走狗”。上野直言，无论女性做什么，都会被污名化，被打成二流，被视而不见，被打回原点。
立场和观点先行的讨论也总是令人迷惑，就像铃木曾被发问，她究竟是支持麦金农，还是斯特罗森？即使麦金农和斯特罗森都是女性主义者，只是主张不同。但对于公众而言，“你站哪边”似乎比她们主张背后对女性一致的关切更为重要。
还有一部分女性则认为没有太大必要批判父权制，因为她们未曾遭遇过显著的性别歧视，也觉得自己不属于受害者的群体。有人认为社会已经性别平等了，有人受够了成天把“女性”挂在嘴边，有人说女性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也是 TA 们发明“后女性主义”一词的由头，意在女性主义已经过时了。
但对女性的歧视真的消失了吗？社会离实现性别平等真的很近了吗？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2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指出，全球性别平等目前达成率为 68.1%（假设性别平等的状态为100%），按照目前的趋势，预估全面实现平等还需 132 年的时间。中国的指数则排在 102 位，性别平等达成率为 68.2%。日本的指数排在 116 位，性别平等达成率为 65%。
数据直截了当地表明，全社会距离实现性别平等是道阻且长的。狡猾的是，“男女平等”、“性别平等”、“男女机会平等”、“男女共同参与”、“消除性别歧视”、“抹平性别差距”一类的话语从未缺席于我们的生活中，却有大概率会沦为“被倒戈的革命”，变成“场面话”。
在上野千鹤子的另一部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她曾试图梳理社会变革所承诺的“解放”，往往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实现“男性的解放”。譬如，1925 年 2 月 29 日，日本《普选法》规定年满 25 岁的成年男子获得选举权，这意味着女性的选举权在同时被剥夺。
1949-1964 年，中国政府推动社会主义女性运动，提出“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实际上，这也是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
1978 年中国实现改革开放，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人们的职业选择更自由，但企业仍然避免招收女性劳动者，偏好男性劳动者，认为女性的“再生产”能力是徒增成本。
而不论如何，“我都是女人”这一集体自称终将登场。“我是女人”、“我们都是女性”的身份认知，编织成了将女性团结在一起的线。这令上野感到欣慰，因为它既可以与素未谋面的陌生女性一同构建，也可以让人毫无抵触地抱着当事人心态参与进来，与共有的烦恼和痛苦产生共鸣。#MeToo 运动的口号也正是由此喊出来的。
所以，也许正如铃木所说，女性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它像一块宽大的地毯，五颜六色的丝线穿插其中，你可以在既有观点的基础上接触到它，而女性主义的思想随时都可能向我们伸出援手。
至于是否自称“女性主义者”，上野认为这并不重要。女性主义是一个自我申报的概念。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亦不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不论女性主义如何发展，发展至何阶段，局外人依旧会让我们站队。不如就像上野那样干脆地说，“我就是我”、“没人可以阻止我自称女性主义者”，因为女性主义的关键也不在于名头，而在于实质啊。
©《82年的金智英》
03 我们对男性感到失望该怎么办？
在女性接触和了解女性主义之后，会对男性感到愤怒、失望、甚至疏离的情况并不少见。早在以前，就有女性主义者提出“分离主义”，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将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与文化生活中隔离开来。
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女权主义者会践行 “6b4t” 的原则，其中的 “6b” 指的就是“不和男人结婚、不和男人恋爱、不和男人发生性行为、不和男性生育、不消费厌女辱女品牌”这 “6 不”行为。很多女性社群为了能创造一个安全的、温暖的性别友好交流空间，也会立下不对生理性别为男性的人开放。
还譬如，女性对父权制的失望会导致她们在亲密关系中失去对男性的信任。在与男性伴侣的相处中，许多人也会因此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此，上野引用了社会学家弗洛姆的著作《爱的艺术》中的理念作为解法，鼓励大家从“想要被爱”变化为“爱”。
弗洛姆认为，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而女性主义一直的主张就是，“我不需要男人的认可也可以做好我自己”。当谈论到是否要谈恋爱这件事时，上野认为，“爱”与“欲想”能让人充盈，教人认识自己，而不是“渴望被爱”与“渴望被欲想”。没有性与爱，人当然活得下去。但主动积极去爱，“有”比“没有”确实更能丰富人生经历。
在性别话题的讨论中，女性也总能迅速觉察到，与男性生理性别的不同会造成性别问题上无法逾越的鸿沟。近来，“高铁上是否应该贩卖卫生巾”这一事件进而引发了广泛的与“月经”有关的讨论。有人说，“月经只是小概率的事，何必大费周章”；有人说，“月经不是大概率的事吗？那找其他女性借就好了”。这些评论则是令无数女性瞠目结舌。
“girls help girls” 是近年来越来越火的女性互助口号，其背后同样指向，女性之间更容易达成相互理解与帮助。那么，缺乏共同的生命经验，男性能否与女性达成共情呢？在意识到男性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他们呢？创造对话？尝试改变？还是置之不理呢？
在书信中，铃木谈起她因进入日本情色行业，而在很早的年纪就对男性感到灰心绝望。她认为“跟他们说什么都是徒劳”，“反正男人已经无药可救了”。在她看来，尽管女权主义运动在日本已经发酵出了许多改变，但她感受到的这些改变多数是浮于表面的行为，男性最根本的歧视心态和情绪永远不会有所改变。于是，在写给上野千鹤子的书信中，铃木十分好奇，上野为什么没有因此放弃和男性对话。
上野千鹤子并不认可“反正男人已经无药可救”的说法，她认为说“男人没救了”或“女人没救了”和说“人没救了”一样，是一种亵渎，因为人可能是卑鄙狡猾的，但也可以是卓越崇高的。上野提到了自己参与援助“慰安妇”运动的经历。在 1991 年，上野千鹤子第一次看到了“慰安妇”的报道，这让身为女性却不用成为“慰安妇”的她有了疼痛的共鸣。这场女性运动中，参与进来的很多女性不是直接受害者，却主动带头在解决女性面临的困境，因为“其他女性的过去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
男性是否能产生同样的觉悟呢？当时的上野也经历过不解，“为什么要让作为受害方的女性出面解决性暴力的问题呢？男人的问题不应该由男人解决吗？…..最有资格对性骚扰者感到愤怒的，就是不会性骚扰的男性，为什么他们会反过来包庇败类，而不是痛骂？男人可真是难懂”。
有人的回答是，“男人就是这样”。但上野认为，如果“男人就是这样”，那他们是不是也会有“说不定我也会……”的同理心，照理，他们应该更愿意面对男人身上的危害性。女性运动就是一直建立在这种同理心的基础之上的。但依照男性现今对女性议题的关注和评价，结论要么是男性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害性，要么是他们从中受益。显而易见，这是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结果。
对女性的歧视，人性中的卑劣、嗜虐、优越感与嫉妒心也许永远都不可能被消除。尤其是在当下，我们立于一个仇恨、对立情绪正达到极限的地步，消除歧视变得更加困难。在上野看来，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许多男性已经知道公开场合的歧视行为不仅越界，而且违法，会遭到起诉和惩罚。男性会因此尽量不做出歧视的行为，这就是女权主义者不断去对话、沟通的结果。
参考资料：
[1] 上野千鹤子,铃木凉美.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M].新星出版社.2022
[2] 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3] Global Gender. Report 2022. In: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 2022.
[4] 上野千鹤子.厌女.上海三联书店.2015
[5] 吕频.性别对立与责备受害者：这个男权社会的毒如何渗透了女权社群.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