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3日,青海玉树曲麻莱县长江村合闸通电，标志着全国最后9614户3.98万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这距1879年中国第一盏电灯点亮起，已足足过了136年，国人照明、用电过程之艰辛、漫长，今人绝对难以想象。
心中永远的那盏灯
1879年5月28日，上海公共租界内，丹麦籍电气工程师毕晓浦在虹口乍浦路上的一座仓库内，用一台10马力（7.46千瓦）的蒸汽机带动自激式直流发电机，点亮了一盏碳极弧光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盏电灯。亮灯的目的只是当地殖民者为了欢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前来上海游历。
1882年5月，英国人立德尔牵头创立上海电气公司，在南京路31号A的老同孚洋行仓库（今南京东路江西中路西北角处），建设了上海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发电厂—乍浦电厂；同年的7月26日晚7时许，大致在今天的南京东路向西、沿外滩向北、过苏州河后再向西一带，约6公里多的路段上，15盏电灯齐亮，每盏亮度相当于2000支烛光；如同白昼的夜晚，吸引了数万市民围观，人们把这种弧光灯称为“奇异的自来月”。
乍浦电厂
晚清时的上海 街景
乍浦电厂是由外国人引进的，发电量有限，加之高昂的电费常人也负担不起，所发之电主要供租界内有钱人所用。乍浦电厂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化电厂之一，比日本用电整整早了5年。只不过当时技术还不成熟，设备老出问题，电灯时亮时不亮的，再加上高昂的运营成本，根本没法盈利，最终在6年后宣告倒闭。
上海不愧是“五口通商”地之首，领洋气之先，相比之下，北京城直到1888年（光绪十四年）才有了电灯。那是大清海军衙门命神机营机器局总办恩佑，以白银6000两向丹麦商家购得15瓦发电机一部，先为慈禧太后位于西苑的休闲寝宫仪鸾殿（今中南海之怀仁堂）内安上电灯。灯一亮，爱美的慈禧太后习惯性地喊了一声“茄子”，还以为是拍照的闪光灯呢。
北京第一灯
电灯就是以如此的方式来到了中国，不过，在接下来的近百年里，大部分人们对电灯的渴求都没能得到满足，即使到了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顺口溜也叫得贼响，电灯依然是那时代大部分老百姓对最美好生活的主要企盼之一，毕竟点油灯的日子太不方便了。
现代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得到“点油灯”是个怎么样的状况，这里的油又是什么样的油？
要知道，在电没出现和普及之前，老百姓夜晚照明几乎都是点油灯，简单的油灯就是找一个容器，盛上油，取一根棉（草）条作芯，几乎全部浸在油里，只在油面上稍露点端头，点燃它即成，不过亮度昏暗，还冒油烟，带油味。
中国人使用油灯照明的历史有几千年，所用之油大多是菜油、豆油、茶油等之类的植物油，动物油当然是舍不得了。古人也使用蜡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些古诗句就证明了蜡烛的使用情况，不过，古代的蜡烛一直很贵，都是有钱人家的专属，普通百姓根本用不起。
植物油随处可见，价格也让寻常人家负担得起，或者就是自家所产。穷苦人家为了省点油，往往用上“省油灯”。这种灯出现于宋代，原理很简单，就是在灯盏里的下方空间放些水，保证燃油过程中盏内油温不高，燃烧会慢些，从而达到省油目的。
这样的植物油点灯一点就是上千年，直到清朝末年煤油的出现，方才逐渐淡出。接下来就是本文讲述的重点——煤油点灯的精彩、复杂故事。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煤油、汽油、柴油都提炼自石油，汽油因其暴露在空气中会发生汽化现象,所以叫汽油；柴油 因其点燃时发出浓浓的黑烟,与点燃柴木时的情景相同,故名柴油；而煤油名称出现得更早,古人从红褐色的煤矿里发现了油一样的液体,可用来点灯、助燃，故将这种天然液体称之为煤油。
至于“煤油”称呼何时普遍性叫开已不可考，倒是它另外几个名称的历史记载反而更加详细。自然冒出地面像油一样的可燃液体，很早就被我国古人所熟悉，并简单地加以利用，名之曰“水肥”、“石脂水”、“石漆”，粗加工成品称为“猛火油”，猛火油应该是最接近现代的煤油了，“石油”一词是宋代大科学家沈括根据其来自石隙里，而形象地称之为“石油”，它主要用于照明、制墨、润滑、防腐、制药和火攻等。古人口中的煤油、石油应是同一回事。
人类对石油的大规模利用是最先从煤油开始的，时间在19世纪40年代左右，欧洲人发明了石油通过蒸馏得到煤油的技术，很快就传到美国，后者反而后来居上，领近现代石油工业之牛耳。当然，煤油也可依靠科技由煤炭液化制取，这方面，德国人一直做得最好，就是成本较高，没能成为主流来源。
当初，人们提炼石油，只是为了煤油，用于燃烧照明，至于额外得到的汽油、柴油，就是直接倒掉。直到内燃机诞生后，汽油、柴油因其优异的燃烧效率和匹配性，才得以大放异彩。想具体了解以上这些有关石油发展史内容，可关注小编近几期文章，论述得较清楚、有味。
煤油在常温下为不溶于水的液体，无色或淡黄色，略具臭油味，相比植物油、鲸鱼油、蜡烛等燃料来说，优势非常明显，它亮度高、易燃烧、油烟少、无明显异味、来源有保证。后来，人们又发明、改良了煤油灯，特别是加了灯罩，防风且更亮，使得煤油照明更受欢迎。
市场的强大需求，促进了石油的规摸化开采和炼油技术的进步，煤油的成本一降再降，普通百姓也都消费得起，至此煤油一统天下照明近百年。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煤油照明市场这块大肥肉，自然很快就被欧美的石油大鳄盯上了。1863年，输入中国的煤油量为2100加仑（美制加仑，1加仑等于3.7854升、约6公斤），专供租界照明。1871年，中国进口煤油7000多加仑，国人都称之为“洋油”或“火油”。随后的20年里，煤油的进口量直线攀升，1893年达到1亿加仑，1911年到达惊人的2.36亿加仑，都超过了当时祸国祸民的鸦片进口值，煤油、鸦片、原色布、锡被称为当时的四大宗进口商品。
有了煤油，随之而来的是煤油灯，煤油灯的一般结构是，下面是个油壶，上面是灯盏，灯盏中间是灯芯柱，通过轻微转动齿轮把手，灯芯可以在灯芯柱里上下移动，从而调节燃烧灯光的大小。旧式煤油灯使用棉绳灯芯，其灯头通常以铜制成，而灯座和灯罩则用玻璃制成。煤油灯有了灯罩，一方面保护火苗不被风吹熄，另一方面又起到良好的通风助燃作用。
有着良好结构的煤油灯，燃烧比较完全，基本不冒烟，火焰温度高，灯光白亮，受到用户的热烈欢迎。不同地方，煤油灯在的叫法不同，有马灯、火盏、火水灯、洋油灯等。
国外煤油一路攻城拔寨，很快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燃料照明市场。1882—1883年镇江的商务报告指出， “在各条约口岸周围相当大的区域内已经普遍使用煤油了……每个村庄都有廉价的煤油灯”。1886年镇江的商务报告也说：“过去天黑就停工的行业现在有许多在夜间也工作了，穷苦的读书人也能在夜间燃点煤油灯……鞋匠、磨工、裁缝和木匠，在夜间全都使用油灯。”煤油逐步普及所有通商口岸和城市，并进入中国内地的城市和农村，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成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
相对于传统的植物油或蜡烛，煤油除亮度高外等优点，最关键是价格便宜，例如，1879年，在汉口市场上，茶油每担5两6钱，大麻油每担5两4钱，而煤油每担仅为2两8钱；还有，中国传统照明所用植物油的供给缺乏保障。在农业歉收时，植物油都用于饮食之途，哪敢拿来点灯。
最早进入中国煤油市场的是美国大亨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1899年转换身份为美孚石油公司），他完全垄断了早期的煤油市场。1888年起，俄国、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的低价平质煤油先后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旧照：天津油库失火
面对低价油的侵扰，美孚石油公司不惜放下身段，大幅降价展开竞争，一段时间内，明明品质较优的美油，售价都略低于俄国煤油；俄国煤油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逐渐又被美国煤油挤出大部分重要市场，被迫和苏门答腊煤油等转攻广大偏远农村市场和城内低消费群体。至此，“无论时世如何艰难，均不能阻其（火水油、自来火的）销路之旺，似与居家之开门七事无异也”。无怪乎《续富国策》作者陈炽惊呼：“俄美两国之油，销入中国，不胫而走，各埠风行，遂于洋药、洋布之外，多一无穷之罅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和荷兰联营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又相继杀入中国市场，加上原来的美孚石油，三家公司的竞争异常激烈，经常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三国杀”价格战。
1894年，英、荷联手用油轮将300万加仑煤油运到上海，供给亚细亚火油公司，开始了散装煤油进口中国的历程。油轮直接将散装煤油运到通商口岸，再将油导入油池中储存，在油池附近还建立制造装油木箱和马口铁罐的工厂，以便于罐装运销，并可以通过铁路油罐车将煤油转运其他地方。由此，煤油形成了海路、水路和铁路的联合运输体系。在这之前，煤油一般是一罐5加仑、两罐一箱包装好之后，通过轮船运至中国各个口岸，并卸载到货栈待售。这种运销方式运输量有限，而且装卸、存储成本昂贵。
采用散装煤油运销方式，不但降低了成本，还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煤油贸易的格局。这种新的运销方式得到税收和管理方面的优惠，外国人掌控的海关总税务司署为此多次发布通令，如1894年7月的《进口散装火油复运征税办法》、1895年3月的《火油池栈专章》。《火油池栈专章》制定了建设煤油池、栈的管理章程，规定储存于关栈的火油，俟离栈时征一出口正税，而若火油储存于非关栈的池栈，运入时应纳进口税。因此，“关栈”无疑是我国最早的保税区了。
老大毕竟是老大，面对不善来者，实力雄厚的美孚石油加快了在中国的布局，1894年，美孚石油在上海成立办事处，1900年成立三达油公司（三达即“Standard（标准）”的音译），1901年在上海购买油栈地基，1903年建立大型油池和油栈，以及制造煤油桶（50加仑）和煤油罐（5加仑）的附属工厂，其他口岸一般也有储油池和制罐厂。该公司还拥有专门的油轮和油驳艇等组成的运输船队，也拥有油罐车和油栈。美孚石油公司还在中国设有制造煤油灯、玻璃灯罩等的工厂。
此后，美孚石油公司又向内地扩张，陆续在各地设立支行办事处。其中，美孚在上海建立总公司（又称“总行”），并在上海、南京、天津、青岛、汉口和广州设立6个区公司（又称“区行”），区公司下又设分公司（又称“分行”），其下又有支公司（又称“支行”）。在支公司以下由各级华商作为经销商，美孚在坚守原先打下的市场外，还通过赠送桅灯、台灯、灯罩等方式加紧蚕食中国内地和农村的市场，其建立起的行销体系深入全国城乡各地。
1904年底，为期10年不平等条约《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美国政府不顾华人、华侨的强烈废约要求，蛮横无理地要求续约，即在 10 年内将拒绝中国工人进入美国，并对在美华人进行了种种人权上的限制，这种排华行为引起了国内极大愤慨。1905年，中国国内爆发了长达10个月的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美孚石油备受打击。欧洲背景的亚细亚火油公司趁机以半卖半送的低价策略争夺中国煤油市场，大获成功。
据1905年~1906年的海关贸易资料统计，大清每年要支付1500万两以上的巨额白银，从欧美各国进口”洋油”，出血甚巨，而石油寡头们则赚得数以亿万计。
20世纪初，清朝政府腐败贫弱，民族工业少得可怜，还发展缓慢，石油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直到1907年，陕北延长石油官矿局才开采出我国近代第一口油井“延一井”，初日石油产量仅1至1.5吨；以小铜釜提炼，日得灯油12.5千克，产品经检及运销西安等地试用，烟微光白，不逊洋油。1911年，当地又陆续开凿3口井，其中2号井日产油105千克，3号井见少量原油，4号井是干井。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延长石油勘探工作陷入停顿。由此可见，中国石油业的发展也够艰辛、憋屈的。
1911年辛亥革命前，我国已有80座电厂，发电设备总容量也达到了37000千瓦。当然除了照明，电在其他方面也得到推广应用。只不过这些在民国时期都还仅限于大城市，比如上海、武汉等地，而其他广大地区并没有实现通电，依旧过着点煤油灯的日子。即使是大城市，电网也不稳定，电控很严又贵，如果照明得太晚的话，还会受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人不敢多用电，没钱人根本免谈，而煤油灯比蜡烛便宜，比电稳定，自然而然就成了家庭日常必备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孚逐渐缩小买办佣金，将之分散给推销员，希望逐步建立直接控制的销售网络，亚细亚石油公司则针锋相对地采取重用买办的制度。市场抢夺白热化之际，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也奋不顾身杀将进来，死对头美孚石油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又联合用低价倾销的手段，对其加以排挤。德士古则“以牙还牙”，制定更低的价格，经过一两年奋战才站稳脚跟。德士古还展开宣传攻势，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和刊物上刊登大幅广告，邮寄宣传材料，赠送日历等纪念品。除了明显的价格战以外，它们的“暗战”也层出不穷，如对经销商的加意笼络、争取大客户和收买对方工作人员。
几番厮杀下来，眼看难以轻松击溃实力对手，三家公司遂改变策略，采取联合一起瓜分中国市场，并且共同排挤其他中小石油公司，俄国、南洋石油纷纷不支，败退中国市场。
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这三大石油公司通过遍及全中国的销售网络，完全垄断了中国的石油进口和销售市场。
三大石油公司为了最大限度瓜分中国市场，曾共同商定在各地区每年的销售比例。如在华北市场上，历年平均销售额大约为：美孚40%，亚细亚25%，德士古35%。三大石油公司还出台保持这一比例的具体措施：如确定各油行代理店数目，不得随意增减，同时销售量亦定有限数；对于大客户的用油，如机关团体、工矿企业等，三家协议采用“合标”方法轮流供应，即每次在投标前碰头协商，确定由谁供应，投标时其他两家故意抬高标价，以便让第三家得标。即使遇有临时买主，三家也要协商确定承销者。
为了贯彻其市场份额和协议价格的执行，三大公司还各自雇佣调查员，在各码头、车站、仓库和重要行销地区，秘密调查其他两家公司的进口和销售数据，进行相互监督。
三大石油公司在面对弱小竞争对手时，总是协调作战，不遗余力地将之彻底挤垮。如1925年美国大明火油公司在天津成立，准备推销“银箱”牌煤油，立即遭到三大公司联合抵制，并由德士古出资兼并。同年，美孚广州分行一个英籍员工在香港组建胡氏兄弟公司，向美国独立石油商订购煤油，创建“蝴蝶”牌煤油，与美孚相比，价格便宜而质量相似，因此风行一时，三大石油公司又联合降价，导致其破产。至于对付华商经营的光华火油公司，更是极尽跌价倾轧之能事，由于亏损严重，光华火油公司不得不将全部油池、油栈售予三大公司。
由于三大石油公司在中国极尽所能推销煤油，中国各地除了及其偏远的内陆和少数封闭农村，已处处皆“洋油”，到了1928年，中国的煤油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2.63亿加仑。上海《良友》杂志曾发文说到：“目前我国农村破产，贸易入超，每年巨量金银外溢，言之痛心。经济侵略，我国危机莫甚于此。按廿三年度之入超总数为五万万余元，而煤油一项，已占五分之一……良以我国享受电灯者仅若干城镇及少数乡村，大部分尚燃点煤油灯。煤油既须由外国购用，价格既贵，内地交通不便之处，尤为高昂。”
不过，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煤油进口反而不再增长，还略有下降。原因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后，中国银本位货币贬值，煤油价格直线上升，煤油相对于植物油的价格优势逐渐丧失，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植物油又重新作为穷人们的照明用油，虽然效果差了点也无所谓了。此外，随着电灯照明的逐渐渗透，以及汽车工业飞速发展，搞电力、提炼汽(柴)油相对于卖煤油更有赚头，煤油行销自此逐渐走下坡路，但整体规模市场依旧非常庞大。
抗日战争前，我国的年发电量已然达到了44.5亿千瓦，位居世界第14位。只可惜日本人的到来，让中国损失了94%的电力，煤油等依然还是照明主力，洋油依然要大量进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进口“洋油”的年代方才终止，但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乃至80年代初，煤油灯仍是广大没电、缺电地区的主要照明工具，至于，城里头，煤油依然是烧饭、取暖的经济、便捷燃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农村家庭大都使用煤油灯照明。煤油灯多为玻璃或铁材质，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上面有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以控制灯的亮度。也有简易的煤油灯制作方法，利用空墨水瓶或药瓶，先在盖上打一个圆孔，然后将牙膏或白铁皮包在铅笔上制成的灯芯模，再插到瓶盖圆孔里，用棉花或布条做灯芯，在瓶内注入煤油，用火柴点上即成一盏简易煤油灯。
那时候，实行计划经济，煤油全部要按票到供销社、石油商店购买；大家都很穷，为了省钱，经常几个房间只点一盏煤油灯，做饭时灯在堂屋，一家人便都围在堂屋聊天，饭做好后，煤油灯便也跟着到了饭桌上，灯光都很昏暗，四周墙上都是长长的人影，时间稍久，大人和小孩的鼻孔里总有黑乎乎的烟尘迹。
只有孩子写作业或大人看书、记账时，才会把煤油灯光调亮些，此时，勤快的女主人也趁机围坐着纳鞋底、补衣服。农村学校晚自习，学生们人人手提一支自制的墨水瓶或药品煤油灯来，盏盏灯火中，常有眉发焦味传来，或惊呼本子被烧、谁又烧塑料了。
煤油灯芯的燃烧会产生黑炭，炭会阻碍火焰正常燃烧，挑走灯芯上的黑炭，成了家中孩子们争先抢干的快活事，他们会把趁机把头发，毛线之类的东西塞到煤油灯火中烧，好奇地闻着那怪味。
每隔一段时间，大人们就得清洗被熏黑的大肚玻璃灯罩，以好透光；这个活万万不会让孩子们干，唯恐摔碎了那薄薄的玻璃，没灯罩，可会跳火不明或被风灭。
至于，夜晚大场合下的活动，人们使用的是压力汽灯，由于是煤油汽化燃烧，网罩里照射出来的灯光白晃晃的，亮度非常高，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如今更上等的汽灯成了户外运动达人夜晚照明的最爱。
那时候的日子虽苦，但慢节奏的生活倒也自得其乐，合家融融，成了如今已是中老年的这几代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1980年代后，随着国家电力建设的突飞猛进，全国各地相继进入全民电气化，万家灯火不夜城，电照明成了理所当然，再也没人去想，万一哪天又长期没电了，我们还会拿煤油来照明吗？
如今，煤油已从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但他在某些特定领域里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煤油品质的优劣程度，其应用领域大致分为航空燃料、溶剂、照明、燃料、洗涤用煤油。
煤油作为石油界产品“老大哥”，之所以能在航空燃料的角逐中获胜，主要的原因为：
对航空涡轮发动机来说，挥发值高的汽油在喷油嘴后的火焰距离会加长 会烧到涡轮；柴油黏度太大，挥发性不好，在燃气轮机里容易堵塞特别细小的燃烧喷嘴，还会形成油滴滴落 导致发动机起火；而航空煤油正好克服了这些缺点，它闪点更高，还不容易积碳，对飞机发动机的腐蚀更小，确保了高精度引擎的正常运转，和汽油相比，煤油的密度更大，在单位油箱内可以装得更多，也可以说是其单位质量的能量值最高。另外，飞机飞到万米高空时候气温一般会降至零下30摄氏度，航煤低温流动性好，不易变得粘稠，不会影响发动机的燃烧效率而引发故障。
至于煤油的其他领域应用就不展开了。本文章要结束了，但被勾起的儿时煤油灯回忆依然萦绕脑海，久久不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