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寻 访
首先，宁古塔不是一座塔的名字，而是一个地名。更准确地说，在清朝，宁古塔是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是一个让无数家族和文人有着苦涩记忆的地方。
宁古塔分新城旧城，旧城就是今天的黑龙江海林市旧街，新城迁建于康熙五年，就是今天的宁安市。“宁古塔”是满语的音译，“宁古”的意思是“六”，“塔”的意思“个”，相传曾有清朝皇族六兄弟居住在这里。清初宁古塔将军府设立后，便成了东北北部政治和军事的中心，管辖今天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地区。
思慕已久的宁古塔
我知道宁古塔是很早以前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它所在的地域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即所谓“龙兴之地”，是我关于满清历史知识的组成部分。还因为在近年来不少清朝影视作品中常常有“犯有重罪，流放宁古塔，永远不得入关”的台词，让人们对这个地名记忆犹新。更是有现代文人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宁古塔》行世，让人对这块地方的好奇心有增无减。而2018年1月的黑龙江之行让我有了亲身去行走这块土地的机会，于是寻访宁古塔就成了此行的重要行程。
但这次寻访过程并不顺利，首先是行程上，作为国内的普通游客，这个季节要去宁古塔，从哈尔滨没有直达的旅行线路。而在反复研究了地图，多次咨询了哈尔滨国旅的客服之后，决定只有先去牡丹江市区，才能去往宁古塔所在地。然而，当我问询那位声音很甜美的客服小姐宁古塔在何地时，电话那一头竟然卡住了，犹豫了一阵很抱歉地对我说：“实在不好意思，何先生，我真的没听说过这个景点呀”。在我再三追问下，她讲要去问一下旅行社的老员工，看谁知道。好长时间后，给我的答复是：”以前有过，后来听说是搬迁了”。听到这样的解释我直接无语了，难道那块让我牵挂的地方就已经被人遗忘了吗？
到达宁安市旧街宁古塔将军府遗址
到达牡丹江后。在去镜泊湖游览的途中，那位长得还算漂亮的金牌导游姜导给了我准确的答案：从牡丹江体育场坐中巴车，45分钟到宁安市，然后换成出租车直达旧街宁古塔将军府遗址。“不过”，姜导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对我说：“你去到那里可能要失望的，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我还来了拗劲了，既然到这疙瘩地了，管它什么都没有的，反正是要去看一看。
1月19日清晨我们三人坐上去安宁市中巴车，看这行走的方向还是去往镜泊湖的。50分钟后我们从噪杂的客运站走出来，想想还没吃早饭呢，就走进路边快餐店，一笼屉蒸包，一碗稀饭很快下肚后，我便问快餐店老板去旧街怎么走？有长途车吗？胖胖的老板满脸堆笑：“哎呀，那可远了，得有一百多里路呢”。望着我吃惊的表情，他伸手撩起门帘，用手一指。“打车呀，去那坐什么长途车呀”。于是我们找到一辆出租车谈起价格来，开车的司机是当地人，就住在旧街不远的一个叫“三瞪眼”村子里，听说我们大冬天的要去宁古塔，这位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倒是见怪不怪，慢声慢气地说：“那疙瘩可老远了，得有个七八十里路，来回您给150块钱吧”。我没还价，心想：为了宁古塔，这两千多公里路我都来了，就不差这点钱。
出租车开出了宁安城区，在一片白雪的簇拥下，向着我心中那块说不清是什么情愫的地方奔去。
白雪皑皑的东北大地
二 流 放
要说清宁古塔这段历史，先要了解中国清朝历史上的流放制度。
流放是什么？最为一种刑罚，流放是中国清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笞、杖、徒、死并列的五刑之一，其刑罚的程度仅次于死刑。流放与死刑相比它只是让犯人多了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而不幸遭到流放的人将永远被驱逐出社会与家庭之外，他们不会知道，在没有人间规则可循的荒远地界，死亡将何时或如何降临。
清朝流放犯人老照片
流放作为一种对有罪之人的惩罚方式，它的起源虽然很早，但到秦汉时代才逐渐形成体制。隋朝时，流刑开始被列入刑罚正刑的五刑之中，而且在隋朝的时候对流放的里数也有了明确的规定，确定了“三流制度”。所谓三流就是以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两千里作为流放的三个等级。到了唐朝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又把这个刑罚加重了，是以两千里作为三流的起点，其次是两千五百里，而流刑最高的刑罚是三千里。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基本上沿袭了隋唐时期的规定。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这是唐代诗人刘长卿的诗《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诗里的“逐臣”就是被流放的人。我们熟悉的李白、苏轼等都曾遭到过流放，也许正是沿途异乡的山水，触动了他们心底的情愫有感而发，才写出了那些传诵至今的作品。这些被放逐的人，行走在破碎的时空里，大地承载着他们艰难行走的脚步，上天俯瞰着他们一路踉跄的身影。
清朝古籍中的流放图
对于流放地点的选择，统治者大多会考虑到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因素。从宋朝以后，流放地分南、北两地。政治犯大多被流放到南方以及素有“烟瘴”之称的湖广地区，当时这些地区虽然边远蛮荒，但在国家控制之下。而北方地区自秦汉以来一直在少数民族控制之下，一般罪犯流放到这里都以戍边为目的，带有更多的军事意义。
清军入关第二年，清廷就指定专人修订刑律，到乾隆五年编成了完整的《大清律例》。清代的刑法仍然沿袭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手段，作为仅次于死刑的流刑与隋唐时期的刑律，虽然没有实质的变化，但也进行了完善。乾隆八年，刑部编纂了《三流道里表》，从流犯所在地府开始，按照流放距离确定流放地点。为了使判决的里程与执行相一致，要求误差不超过一百里。
清朝流放犯人的老照片
在清朝初期，流放的地点主要是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在内的东北地区。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那里一直在清政权掌控中。把不放心的政治人物流放到一个放心的地方去，这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当权者共同遵守的一个规则。清代东北地区的流放地很多，最初犯人被遣戍到沈阳、尚阳堡，后来到吉林乌拉、宁古塔。最后又到黑龙江爱辉、齐齐哈尔等地，其中最著名的流放地就是宁古塔地区。
在清朝，当刑部对案件做出判决后，流犯就要在一个月内起解。清代刑律规定：限日行五十里，若三千里限二月，二千五百里限五十日。若在途中无故羁留将受到惩罚。各省州县负责押解的犯人，一般要由所在州县派遣两名差役押解，称为长解。沿途州县也须派出兵役协助护送出本州县所辖地域，是为短解，押解的过程叫递解。流人每天必须的食物均由当地政府供给。这些食物和在监人犯的食物差不多，这些配给对于长途跋涉，体能消耗巨大的流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流人们常常处于饥饿状态，即使这样少量的食物往往也不能足额发放。
宁古塔旧貌
条例还规定：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能得到上述食物供给的一半。到了乾隆四十年，定例又改为每日只给八两口粮。在险恶流放途中就处于饥饿状态的流人，处境十分悲苦，更为痛苦的是，当时押解人犯非常残忍的，流犯经常受到担负递解任务的兵丁肆意虐待，动辄打骂。有些衙役还勒索犯人。流人们因为不堪承受路途中非人的折磨以及对流放生活的畏惧，逃脱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于这些流人来说，流放已经注定了他们的背井离乡与生死离别，到达流放地并不是苦难的结束，而是更大痛难的开始。从此，他们不得不开始另一种生活，并让这种生活继续下去。也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再也不能返回关内，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一段生死未卜的生活呢？
现存的宁古塔老建筑
三 旧 城
出租车在两边都是雪的乡间公路上飞奔着，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路边出现了一块写着“宁古塔将军府遗址”字样的牌子，车子拐进去，行不多远，在一个三岔路口看到一个宣传栏和几通新旧不一的石碑。宣传栏中镶有四幅清代将军的画像，他们是镇守宁古塔的吴巴海、沙尔虎达、巴海将军、萨咘素。道边的石牌共有三通，最早的是1981年立的“黑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近期的有2013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两通石碑。
在宁古塔遗址
遗址中新立的文管石碑
看到一块歪歪斜斜钉在树干上的指示牌，上面用黑漆写着“古物藏馆”字样，顺着箭头所指的方向，我们的车径直向村子里开去，见到村口有一群像是在等车的老乡，便停下车问路，有位老汉大声地说：“啥博物馆呢，不就是那个破院子嘛。别再往前开了，再开就进庄稼地了”。四周的人哄然大笑起来。在众人的笑声中我们开向不远处的一座大铁门紧闭的院落，院门没锁，只是院中没人，不时传来鸡鸭的叫声。门前堆着几块像是老旧建筑的构件，还有些意思，院墙上斜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清了，我端详了好一阵，才读出是“古物藏馆 ”几个字。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博物馆了，已经另作别用了，没法进去，我们只能在门前与石构件拍照留念。
在“古物馆”前
走在今天的宁古塔旧城，历史留下的痕迹已经不多了。一株百年老榆树，几通坚硬的石碑，它们会告诉我们些什么呢？三百多年前这里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村外的宣传牌上这样写道：“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是宁古塔将军初建之时的原驻地，是清政府设在盛京以北管辖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清代初期北方的著名重镇。早在1616年以前，努尔哈赤就以宁古塔为东北部重要基地，领兵逐渐统一了东北诸部。1625年后，先后派牛录章京、昂帮章京、宁古塔将军驻守此城。从1636年到1666年直至迁至宁古塔新城，历时三十年。它是清代打击侵略者的重要前线瞭望所和指挥所。
将军府城墙残存部分
现存的宁古塔将军旧城遗址，为宁古塔将军旧城的内部，即文献记载的所谓‘石城’。实际上不是石筑城垣，仅为夯土城墙。该城形制虽为方形，但不是正南正北方向，而是四个城角正对‘东南西北’，两个城门是东南、西北开。这种建筑布局是有意设计的，可能与滚动无常的海浪河水流地势有关，这虽然是比较合乎常理的，但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从城墙纵剖面上可以看出，夯土夹层中留有一层4厘米的圆孔，这是在两层夯土中间有一定距离地横着摆设大量圆木杆朽后形成的，是起着拉筋加固城墙的作用。”
2013年新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背面这样写道：“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位于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西侧，原有外城，现仅存内城东，北部残墙三百余米。城墙土石混筑间层夹以木棍。旧城为后金（清）崇德元年（1636）至康熙五年（1666年）间，清初黑龙江流域的军政中心，清政府以宁古塔为基地，多次派兵至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给入侵的沙俄以沉重打击。1666年宁古塔将军治所迁至东南二十五公里的新城（今宁安城）。城垣墙体及两侧各五米的范围为特别保护区，城墙内五米以外的全部区域为重点保护区；城墙外侧五至十五米为一般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四万六千余平方米。”
宁古塔旧貌
在三百多年前的清代流人们眼里的宁古塔却是另外一种面貌，他们在其著述中对宁古塔有一些描述：“城方二里”，由于是“垒石成垣”，因此也称“石城”。当时城内居民寥寥数家，总管公署均在其中，耕农之地在城外十里，离城稍远之处，却是耕者绝少。弥望无庐舍，长行数日，不见一人。
被流放的江南才子吴兆骞在书信中说：“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他还在后来写成的《宁古塔志》中记述了当年宁古塔地区的风土民俗，记述宁古塔旧城的方位：该城“枕河而居”。这里的河，即牡丹江，“牡丹者，一日往还也。”
在遗址石碑前
他还记述宁古塔一带建筑特点：“列木为墙，墐以土、覆以茅草、室必三炕。”记述农作物和土特产：“川有鱼，不网而刀”。记述婚丧礼仪：“男子率数妇，多则以十计，此一夫多妻制。”“贱红而贵白”，当地土族以红色为丧葬颜色。“以敝为椁，三日而火，”此火葬也。“男子死必有一妾殉”，殉葬制度。“满人见士大夫出，起必下，行必让道”“见老人，拜而伏，过始起”“道不拾遗，物失，拾之置于公，俟失者往认焉。”“外出不携口粮，旅人，随所投，主人，随所供。”还有关于“跳神”及“主神竿”的记载。记载饮食：“凡器皆木为之”“盐则取给予高丽”。
面对苍茫的白山黑水，这些出生于江南青山秀水的流人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他们将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冬日的宁古塔地区
四 苦 难
清初，入关后的清兵以罕见的屠城方式征服中原，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日”、广州“庚寅之劫” 等令人发指的杀戮，民族矛盾因此更加激化。建立政权后，清廷对明朝残余势力、江南汉族地主及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又不断进行残酷的打击，哭庙案、科场案、通海诸案、文字狱，无不由此而发。其中，因起义失败的组织者被清廷以“谋反罪”列为“十恶”之首，流放到宁古塔的就有九起，流放人数达二百多人，仅“浙东通海案”就有祁班孙、杨越、李兼汝等一百余人被长流宁古塔。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以“招降其子未成罪”被流放宁古塔，郑芝龙的弟弟郑芝豹及郑芝豹之子均受牵连。
而科场案也是极具政治色彩的，实质上是清廷对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江南知识分子的打击，典型的案例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发生在顺天、江南以舞弊事件为由的北闱与南闱科场案，八名举人及其家属们被流放宁古塔，吴兆骞、方拱乾就是此案中遭受无辜的流放者。清初著名思想家吕留良，其著述中的反清思想，在他死后40余年案发，清廷不但将他戮尸示众，他的儿子吕毅中被斩，孙辈数十人被流放宁古塔。因“哭庙案”被处死的金圣叹，他的妻子和儿子受牵也流放宁古塔。还有因清廷统治阶层内部斗争失利而被流放的，如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内务大臣费杨古，他们均被流放宁古塔。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也确有一定数量的真正犯罪者被遣戍此地的，被称为宁古塔第一个流人的陈嘉猷，则是因为营私舞弊未遂而遭流放。
流放途中的犯人
清代实行“一人犯法，祸灭九族”的连坐法，一个人犯了法，往往株连亲属宗族，因此遣戍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十几个，甚至上百人，这就造成了大批流人源源不断走向宁古塔。顺治十六年（1659年）流放到宁古塔的钱威说：“塞外流人，不啻数千”。方拱乾则写道：“华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人”。
到流放地后，流人们必须服一定的劳役。根据所犯罪行的不同劳役大致分成两种：为奴和当差。
这位犯人并非贫穷之人
为奴实际上是清代入关前奴仆制度的延续，入关之后将其法律化、制度化。被流放为奴的人都是犯了朝廷认为十分严重的罪行，比如谋反、叛乱、杀人放火等。他们到达流放地后，都被朝廷赏赐给了当地的官员和驻防的兵丁。为了使这些为奴人犯“备尝艰苦、长受折磨”，清朝的法律对他们及其子孙做了种种专政的规定。
首先规定奴主有权处死为奴的犯人而不受任何追究，其次规定：务令家主严行管束，断不许勒索赎身及听任在外居住。这意味着为奴人犯的自由被完全剥夺，没有任何人身安全的保障。最残酷的是其他犯人可以赎身或减刑，而为奴的犯人不仅自己不能赎身，他们的子孙也要世代为奴，不准出户为民。正因为这样，造成很多奴隶逃亡，或者起而反抗。据《清实录》记载，在戍边官员给皇帝的奏疏中，多次提到遣戍到黑龙江、吉林为奴的犯人逃亡的事情。在顺治年间，仅抚顺、铁岭的流犯逃脱的流人就将近一半。自乾隆二十三年到嘉庆十九年中，就有三十三例与东北流人逃亡有关的案件。
流放图中
当差是对流人惩罚的另一种形式，身份不同，所当的差也不一样，流犯大致分为两种：官犯和常犯。有官员背景的犯人到达戍地后，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大多会受到一些照顾。在清初，发往黑龙江、吉林当差的官犯，大多在驿站、官府、官庄等地从事一些杂役，而平民则从事更加艰苦的差使。康熙年间，因与沙俄作战的需要，流人们大多被编入当地驻防军队和水师营。因“浙东通海案”流放宁古塔的杨越、祁班孙等人都曾在康熙三年二月去吉林乌拉充当过水兵。吴兆骞也曾作为宁古塔将军巴海的随军书记，参加了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并随大军转战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还怜豪气在，长啸学从军”。这是吴兆骞在军营中留下的诗句，很难想像，像他这样一位身处困境的流放之人，竟可以如此地意气风发。
在历史的经纬里，宁古塔与流人的相遇是偶然的，又似乎是冥冥中的必然。当宁古塔被皇家插柳掘壕，禁封起来时，流人们却以自己的苦难为开端，将中原文明全方位地灌注在宁古塔乃至整个东北大地上，仅在清初的顺治年间，就有数千人被流放到东北地区，而这些人大多来自江南。
大雪中的宁古塔遗址保护区
在宁古塔众多的流人中，文学造诣最高，名气最大的是吴兆骞。
吴兆骞(1631 1684)清初诗人。字汉槎，号季子，吴江松陵镇(苏州)人。少有才名，与华亭彭师度、宜兴陈维崧有“江左三凤凰”之号。顺治十四年因“南闱科场案”，无辜遭累，遣戍宁古塔二十三年。宁古塔这个“塞外绝域”的山山水水，风土民情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凝固于他的笔端，他将自己戍居塞外的不同思绪，写成著名诗词集《秋笳集》和《归来草堂尺牍》流传于后世，让今天的人们有幸了解三百多年前的东北和宁古塔。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吴兆骞与家人也有幸得到赦免重返京师。吴兆骞能够生还故土，得益于他的朋友们为他多方奔走，其中最积极的则是顾贞观。
吴兆骞画像
这是一段文人老友之间真挚感人的相救故事，顾贞观为把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让我特别倾心，他知道老友在宁古塔已经很久，吃尽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下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他当时在当朝太傅明珠家做家庭教师，与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相交甚好。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俱佳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营救吴兆骞一事感到事关重大，难以办到。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
舞台上的老友相救的故事
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从君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感天动地的故事被搬上舞台
纳兰容若读罢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头为信。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康熙二十二春，吴兆骞回到了苏州，在友人的资助下，他在故乡筑屋三间，命名“归来草堂”。据《清稗类钞》记载，弥留之际的吴兆骞对守候在身边的儿子吴晨辰说：“吾欲与汝射雉白山之麓，钓尺鲤松花江，手采庭下篱边新蘑菇，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餐，岂可得耶。”毕竟宁古塔留在他生命中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们不知道，他最后眷恋的是宁古塔的山水，还是遗落在宁古塔二十三年的梦魇。
大型新编京剧《知己》
这段文人之间倾心相救的传奇成为美谈，不但流传至今，还成为许多艺术形式的表现题材，以此为素材的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不断呈现在我们面前，如大型新编京剧《知己》，就以现代人的观点和新的艺术形式，对这段令人扼腕的人间悲剧做了新的解读和诠释，这也使我读罢这段令人扼腕叹息的史实后那颗悲悯之心稍稍得到些宽慰。
五 生 存
宁古塔土著满人世代以渔猎游牧业为主，不仅谷物品种少，更很少种植瓜果蔬菜，再加上这里被清朝皇家视为他们的“龙兴之地”，不得擅自开发，荒凉落后的东北变得更加荒芜人烟，当来自中原以及江南的流人们来到这里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萧条荒蛮的状况。流人们摒弃东北原始的耕作方式，把内地的先进的耕种技术带到了这里，使粮食产量得以极大地提高。粮食品种也由原来的四、五种增加至十余种。尤其在土地开发上最为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至雍正初年，宁古塔将军所辖可耕种的土地也达到了原来的十倍。宁古塔地区原来店铺很少，几乎没有贸易活动，流人杨越建议宁古塔将军建立皮毛、人参互市贸易场所，仅一年时间宁古塔就开设了三十多家贸易货栈。人参、蘑菇、毛皮等都得到了交换、出卖，并很快吸引了盛京、吉林乌拉等地的客商。吴兆骞的儿子吴晨辰二十多年后在《宁古塔纪略》中有这样的描述：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
当年的宁古塔也曾繁华一时
当流人们历经了人生的浩劫，生活进入常态后，文化意识顽强复苏过来，这片相对蛮荒的土地便有了人文的色彩和真理的力量。佛学家也可传授佛法，教授农耕和商贾;杨越传播耕作技术，并教人改“掘地为屋”为“破木为屋”;方拱乾著《宁古塔志》;吴振臣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著《柳边纪略》。
记录苦难的诗集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流放在宁古塔的文人们，时而相聚饮酒赋诗，时而又寻密探幽，登临山水。他们都撰有宁古塔的记述，以山川风土人情为最多，还为宁古塔的名胜命名。吴兆骞、张缙彦在新城西门外的鸡陵山下发现了著名的泉水，称之为北国名泉。张缙彦为之命名“泼雪泉”，并请来石匠于此泉附近悬崖的石壁上勒石。游西山，探访东山白石崖，到东京城(渤海上京城)去寻访古迹。寄情于山水之间，是流人的苦中之乐。
命运并没有改变这些文人的气质和追求，在宁古塔的日子里，吴兆骞、方氏父子等流放文人经常在一起饮酒唱和、谈经论史。“椒盘无剩味，浊酒集同人。不作他乡语，依然故里春。”这是方拱乾在一次与吴兆骞等人饮酒后留下的一首诗。无论如何，流放中的人怀乡望归是他们始终不渝的夙愿。方拱乾以“何陋居”命名自己的草屋，并将自己在宁古塔写的九百多首诗编为《何陋居集》，这是黑龙江现存的第一部诗集。在这部诗集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记载。
描绘当年流放之人雅集的作品
康熙四年(1665)夏，吴兆骞与张缙彦、钱德惟等结“七子诗会”，为黑龙江首个诗社，分题角韵，月凡三集，后以戍役分携而罢。朝鲜王朝节度使李云龙以兵事路过宁古塔，吴兆骞作《高丽王京赋》，名震异邦。康熙十三年(1674年)秋，黑龙江将军巴海聘吴兆骞为书记兼家庭教师，教其两子额生、尹生读书，礼遇甚重。
为改变当地人“耕者绝少，弥望无庐舍”的状况，积极传播中原地区先进耕作技术，流人们教授当地人“破木为屋，覆以其皮(兽皮)。”吴兆骞在自己家中设立“读书草堂”，把《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作为教材，义务教书育人。巴海将军受到启发后，办起了“龙城书院”—宁古塔第一所官学。流人们常常会是官吏们的座上客，经常陪宴、陪饮。每当将军、副都统有重要差事，如巡边、作战、进京朝见出行之前，吴兆骞他们都会做诗相赠。在《秋笳集》中有许多这样的诗，如《陪诸公饮巴大将军宅》、《奉送大将军安部海东》、《送阿佐领奉使黑斤》，描写的大都是为官吏送行，也看出彼此间相交甚笃。
曾镇守宁古塔的四位将军
在谪戍宁古塔的二十多年中，吴兆骞看到这里物产富庶，有许多特产，多年之后，他都不能忘怀，各种动植物都常常出现在吴兆骞的笔下。近代学者关治平在文章里写道:“苦寒绝地的山山水水和风土民情，都收入到诗人的笔下，读他的《秋笳集》，你会感到那漫天白雪中的金戈铁马，大河日落的壮丽图景，仰望万古悲凉中的豪迈，审视一枝一叶的情结。”
历史以残酷的方式做出了选择，流人们对这块土地进行了文化的启蒙，并延续了绵绵不绝的灵脉。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六 余声
出租车载着我们回到宁安市区，这里倒是车水马龙的热闹，丝毫看不出曾是宁古塔的新城的样子，只是路边枯枝掩映下有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宁古塔”三字很是醒目。
据统计，清代的东北流人总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在今天黑龙江省的海林市和宁安市，也就是以前的宁古塔旧城和新城地区，汉族居民姓氏比东北任何地方都多，其中郑、吕、朱、陈四大姓，都是清代不同时期流人的后裔。
大雪封路的东北村屯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放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流放作为传统法律刑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1910年清政府公布了《大清新刑律》，这是中国第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刑法典，它采用资产阶级国家的刑罚体系，将主刑分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五种。彻底废除了流刑。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存在数千年的流放制度，彻底消失了。而这部法律还没来得及实行，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
返回牡丹江的中巴车上，望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银装素裹的宁古塔大地，我思绪万千。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徙，给这个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多少苦难与悲伤。远的不说。自清朝以来就发生了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大人口迁徙事件。康熙年间，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民进入。到咸丰末年，长达200多年的封禁政策解除，鼓励移民垦荒，关内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东北，被称为“闯关东”，今天在东北所遇到的当地人祖籍基本上都在山东河南一带；山西北部的居民则困于频繁的旱灾和贫瘠的土地，被迫翻过长城，向今天的内蒙古进发，寻找活路，形成了“走西口”；而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则一批批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被称为“下南洋”。如果说这些都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迫，而距离今天已经近五十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文革中的各地“遣返”、“战备疏散”、“五七干校”、“农场改造”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所带有的政治意味和刑罚意味就与流放制度多少有些相似了，而受到牵连的人口全国何止在几千万之内。
我们翻检一个又一个前朝旧事，其中有多少已被时间搅得支离破碎，斑斑风尘中，我们想要做的只是寻找一个历史的真实。
宁古塔旧城遗址石碑
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想，流人的磨难和他们的存在成就了宁古塔，流人的故事就是一部浓缩的宁古塔的开发史。他们以自己的苦难为开端，在苦难中将中原文明，全方位地灌注在宁古塔乃至东北大地上，推动这里从蒙昧走向开化，走向新生。
今天当我以平和的心境再次打量宁古塔这片流人们浸染过的土地时，不经意间已经走过了三百多个春秋。虽然那些苦难的日子都早已远去，而流人们带来的灿烂的中原文明和坚韧豁达的精神品性与独特的黑土地文明相融合，如光芒般照耀着宁古塔的从前和现在。今天，它依然凝重而璀璨。
宁古塔标志石碑
可惜没有时间去“唐渤海国遗址”一看，很是遗憾。
2018年3月4日
写于竹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