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之成立原因，从缘由上而言，是当时曾国藩觉得湘军“暮气沉沉”，转而令李鸿章另起新军。
在尔后的时间中，淮军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都大显身手，与湘军不同的是，淮军并没有随着军事危机的解除而随之解散，而是其领袖李鸿章通过利用局势，将淮军成功纳入了既有军事力量的体系之中，使淮军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实际上负责国家安全的“国防军”。
淮军不但成为清朝北方大地上实际可动用的陆军，还建立起北洋舰队担当起了海防职责。
从其制度上而言，淮军与湘军同出一系，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其中的私人化属性。
与之前不同的是，淮军在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上更进一步，为之后新式军队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就军政关系而言，淮军使得“文武不分”的现象更加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军事化。
淮军的兴衰过程
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兵锋直指整个江浙地区。使得随后两年时间内清政府一直慌乱不已。
一方面，江浙地区本来就是王朝所依赖的重要税收区，被太平军夺去使得原有的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了，须知这时候，清政府不但面临着北方的捻军和南方的太平军带来的巨额军费支出，还刚刚与英法议和，欠下了巨额的赔款。
另一方面，上海还是清政府与外国沟通的窗口，地位极其重要。所以清政府不断要求曾国藩出兵援助江浙地区。
但此时曾国藩的湘军主力正在围攻安庆，分身乏术。曾国藩只好另立新军，浙江的防务交予了左宗棠，而江苏的防务便由李鸿章所承担。
淮军成立之初就与湘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淮军刚编成时共六千五百人，其中有三千人都是来自湘军。
其中原因在于，曾国藩一方面认为湘军暮气沉沉，己不堪大用，另一方面又觉得湘军既有制度颇有可取之处，希望建立一支新生的军队，再由湘军老兵传授经验，这样便能快速形成战力。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很快李鸿章在上海稳住了阵脚，凭借着出色的防御不但守住了上海，并且让各外国势力刮目相看，为自己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在上海的经历使得淮军比起湘军更清楚现代化的重要性。当时上海有不少外国雇佣兵组建的洋枪队，外国人手中的洋枪洋炮让李鸿章认识到旧式武器的缺陷。
为此李鸿章曾与曾国藩展开多次争论，但却不能说服曾，同时，作为对手的太平军也已经开始使用洋枪，李鸿章的淮军如果再用旧式的土枪已经无法与之对抗，于是李鸿章便开始将淮军装备原有的土枪土炮全部更换成洋枪洋炮了。
这段经历是宝贵的，他使李鸿章及其所辖淮军普遍认识到外国人的武器的先进性，从而使得淮军在之后的时间内孜孜不倦地在兵器方面推动军事技术的现代化。
到了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朝将矛头调转到淮北一带的捻军身上时，暮气沉沉的湘军已经是彻底不堪再用了，曾国藩尽管被任命为镇压淮军的钦差大臣，却没有以湘军为主力，而是依靠李鸿章的淮军来进行与捻军的战争。
只是，既然淮军与湘军同出一系，那么就决定了淮军同样是一支私人化的军队，可想而知，曾国藩在统率淮军平叛的过程中并不顺利。
随后朝廷只能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令其接手平叛任务。剿灭捻军的过程又为李鸿章及其淮军赢得了重要的资本，此时湘军主体已经裁撤得差不多，于是淮军便成为了当时中国境内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支军事力量了。
淮军与其前辈湘军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即“又防又用”，在紧急时这样一支军事力量是朝廷的救星，而到了危机结束以后，这样一支力量便又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了。
捻军被剿灭后，淮军同样面临着裁撤，但由于李鸿章对这一时期时局的持续利用，反而使得淮军不但没有大部裁撤，反而还成为了晚清长达将近三十年实际上的“国防军”。
改变淮军窘境的四个重要事件，主要是天津教案、日本侵台，中法战争，以及“马嘉理案”。
就四个事件而言，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展示了帝国的危机并未就此停止，外部的军事入侵仍然随时有可能发生，同时，天津教案和马嘉理案也显示，如果外交上能够有适当的处理，也能在不惹怒洋人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问题得体的解决。
这让清廷明白，一方面他们需要一支能够承担起国防，尤其是海防的常备力量，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一个明白洋务，懂得和洋人打交道的人才。
而李鸿章本人正是一个外国通，其太平天国时期在上海的表现己经为自己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定声誉。
尤其是在天津教案发生时，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对事件的处理让所有人都极度不满，最后黯然下台，被认为是一代权臣曾国藩的精神领袖形象和权势被“杀死”的标志性事件。
李鸿章在其中的较好处理使其得到了清政府重视，并且在随后被任命为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外交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当朝廷决定以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时，李鸿章也借外国军舰逼近为由，将淮军布防于直隶，使其成为实际上的防军。
在随后的日本侵台和中法战争中，海防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李鸿章又借助办海防一理由将淮军引入海防体系，从而使得淮军既成为了北方陆防的主力，又成为了海防的主力。
实现了从一支战时军事力量向常备军事力量的转变，而李鸿章也建立起以其本人为主的海防体制，并将外交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集国防外交大权于一身，从而完成了晚清前期最重要的权势转移和体制建构。
不过，在随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及其淮军，既在陆地上一溃千里，从朝鲜一路败退到东北，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也在日本海军的猛攻下全军覆没，宣告了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的彻底失败。
中日战争的战败一方面严重削弱了淮军的实力，证实了淮军作为军事力量的落后，给予了朝廷改练新军的借口，使得淮军集团己经不再能够阻止清廷对其的裁撤，另一方面淮军军队的覆灭，赖以发挥影响力的资本既然消失，那么军事政治集团影响力也将急剧衰弱，从而留下了新的权力真空。
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类似，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的双重真空，势必会在新的军事力量出现后再度使得军政关系发生变化。
淮军对军事力量的影响
就军制而言，淮军承袭湘军制，实在不必再赘述了，对于淮军与湘军在军制上的承袭关系，罗尔纲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淮军与湘军，犹如儿子与母亲，曾国藩与淮军，犹如老褓姆与婴儿”。
然而，从现代化角度而言，湘军是传统军队，尽管曾国藩也承认自己制造兵器的重要性，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但在曾李二人关于新式武器的争论中，曾国藩认为军队中用兵比用器更为重要，这种思想也延续到湘军全军上下。
李鸿章由于长时间与洋人打交道，并且在上海见识过外国雇佣兵洋枪洋炮的厉害，深知清朝军队在武器装备上与外国的差距巨大，所以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始终较为重视现代化。
同样的，在军队的训练上，淮军的训练还加入了西式军事技术的训练，第一是兵器的使用方法，第二是队伍的操练规制、这种训练也使得淮军在各个地方组织的勇营中脱颖而出，成为长时期内清王朝的国防军队。
更为重要的是，淮军这种军事能力的进步，进一步证明了勇营军队相比传统的旗营军队的优越性，以致这一时期各地普遍以淮军为范本练勇，而对于旗营军队的维护则日益冷漠。
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肆虐的地区，在重建旗营和重练新兵之间，地方督抚往往都选择了后者，而旗营的重建及其缓慢、这种选择上的差异更加削弱了朝廷的军事能力。
原有的正规军队再也无法承担起帝国的各项任务需求，只能接受被勇营这种以往认为的临时军队取而代之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八旗军队的衰落既宣告原属于贵族的军事特权逐渐衰退，又为统治的满族贵族敲响了警钟。
用以防范汉人的军事力量也不再堪用，而现在只得依仗汉人组织的私人军队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这成为了朝廷长期以来的心病。
与湘军的另一区别是，淮军进一步地将军人职业化了。就传统军队而言，部队主官往往“文武不分”，军事将领没有得到专门的军事训练，如湘军这种军事力量，其领袖也多以文臣自居，并不认为因在统帅军队上有继续的造诣。
而在淮军时期，淮军领袖们开始认识到对将领进行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不但开始派少数军官到外国留学，还成立了军事学堂，而由李鸿章建立的这所天津武备学堂便成为了日后现代化的职业军人的温床了。
如日后著名的段祺瑞、冯国璋等军阀，都曾在天津武备学堂进修。袁世凯在日后组建其北洋军时，军官也多是从武备学堂中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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