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宗威
医药反腐，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媒体报道称，多地医疗机构已迅速开展自查自纠。比如广西南宁、辽宁沈阳等地的公立医院，早前曾发文要求医务人员主动清退过去几年内，收受的讲课费、培训费、研讨费等不合理报酬。
还有医院严格限制医务人员和医药代表的接触，甚至在重点区域安装高清摄像头，要求监控录像保留90天。
医药反腐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过去早有过几轮声势浩大的行动，但似乎都没能解决根本问题，仍处于越反越有的状态。
问题根源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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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近期的媒体报道会发现，这轮医药反腐，医院“一把手”落马的人数特别多。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初至今，全国已有超155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相比之下，2022年被查的医院院长、书记，一共是55人。
今年才过了7个来月，被查的医院“一把手”人数，已经是去年一整年的近3倍了。按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不断增加。
医院“一把手”腐败的夸张程度，从冲上热搜榜首的“1600万回扣”案件，就能窥知一二。
时任云南普洱市人民医院原院长的杨文俊，与医疗器械供应商称兄道弟，3000多万买台设备，吃了一半的回扣。更可怕的是，在“一把手”的软硬兼施下，全院上下风气都被带坏了。
与杨文俊一同落马的，就有普洱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财务部主任、后勤服务部主任、医学装备部主任等人。这些人结伙营私、以权谋利，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
这种“塌方式”腐败屡屡可见，再比如，四川宜宾，今年以来已有至少10家医院的11名主要领导落马，多数是当地县市级医院的“一把手”。
其实早在2015年，对医院“一把手”的腐败问题，中央就有过重点打击。
当年7月的中纪委网站《忏悔与剖析》栏目，首次出现了医院“一把手”的忏悔录。出镜的6名辽宁医疗系统当事人，之前都是各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或副院长。
但“一把手”们并未收敛，贪腐之风也就延绵不绝。
吉林一家三甲医院的退休医生向媒体表示，院领导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腐败问题依然存在，“领导上梁不正，下面的医务工作者就会心里不平衡，医院的风气怎么能够不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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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医药行业的案件不难发现，腐败问题多集中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干部人事安排以及工程建设招标方面。
究其原因，还是“一把手”权力过大，缺少监管。
上述辽宁医疗系统的忏悔者之一、时任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的罗俊生表示，“在医院，我定的事没有人提反对意见”。
是没有人提，还是没人敢提？就算有人反对，估计也没什么用。
上文提到的“1600万回扣”案中，普洱市人民医院内部不是没有人反对，奈何没人能约束杨文俊的权力。所以他才能“力排众议”，拍板做下了采购决定。
也有一些医院“一把手”任职时间过长，久而久之产生了“绝对权威”。比如此前云南落马的两位院长，担任院长分别长达25年和18年，完全把医院当成了自留地。
而很多医院的纪委书记，都是从医院内部提拔上去的，上上下下都是“自己人”，自然缺少监管动力。
加上专业壁垒太高，增加了监管难度。
医疗是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比如说对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的定价，外行人根本搞不明白，不知道定价多少才算合理。如果主管部门、纪检机构缺少专业人才，对医院领导的监督就必然存在局限性。
近几年，随着各地打击力度的加大，“一把手”寻租的手段也越来越隐蔽。
比如媒体提到的一个案例，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某医院的原院长，每次收回扣都选择没摄像头的地方，要求和药商单独见面，每次还用不同的号码联系。
这些都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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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医疗系统的腐败，更多是一种权力腐败。医疗反腐需紧盯“关键少数”。
但从媒体报道中，医院似乎更愿意将医药领域的腐败，归罪于医药代表，认为是他们想法设法展开“围猎”，用金钱和利益腐蚀了医院领导。
当下一些医院，要么发函建议开除、要么告诫自家医生不要见医药代表。一夜之间，医药代表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医药代表当然有其原罪，的确是打击医药腐败的一个方向。
去年9月，中纪委联合多部门下发的相关文件强调，要推进行贿受贿一起查，加大对行贿人的惩罚力度，把涉及贿赂的企业拉入“黑名单”，中止其参与医药采购的资格，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震慑作用。
但打击医药代表不过是外围，核心还是对医院“一把手”权力的遏制和监管。
有专家建议，各地纪委监委在各公立医院设立常驻办公室，与医院纪委合署办公，通过跟班学习、实战训练等方式，提升医院内外纪检干部的专业能力，对关键人物和环节进行有效监督。而医院“一把手”轮岗制度，在一些地方也被提上了日程。
总的来说，打击医药腐败，尤其是防止医院“一把手”腐败，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制度设计上下大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