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紫牛新闻
编者按：日前，编者旧文《寻宋江南|终老梦溪园，走进宋代科学家沈括故居》一文引发了《扬子晚报》读者张桂沼的兴趣，沈括作为科学家、发明家的成就毋庸置疑，而沈括的政治生涯应如何评价，张桂沼撰此文对沈括从政生涯中“乌台诗案”、“熙宁变法”两个重要事件作出分析讨论并给出了他的观点。
沈括（1031年－1095年）生活在我国北宋年代，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更是一位古今中外屈指可数的科学大家。他博学多才，著述22种155卷，共一百五十多万字。在天文、地理、工程、水利、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军事、医药、音乐、财政、贸易、外交等诸多领域都有涉猎，成就卓越。好多成就早于世界几百年，其观念、理论极有深度和广度。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政治上有两件事被后人议论、指责。一件事是所谓沈括陷害大文豪苏轼，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另一件事是说沈括是“王安石变法”先支持后背叛的“壬人”、“小人”。两件事成了沈括一生的“政治污点”，大大影响了沈括的形象和后人对沈括的评价。这位科学巨人是政治小人吗？人们有必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乌台诗案”及沈括“始作俑”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乌台诗案”发生于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及其它诗作中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弹劾苏轼。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受审四个月，三十多名亲戚朋友遭受牵连，苏轼受尽折磨，险些为此丧命。案件由诗词引起，故称“乌台诗案”。
有文章说：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作为“中央巡察使”，到杭州推行青苗法并巡视浙江农田水利建设，期间拜访苏轼，朋友重逢，相谈甚欢，沈括抄录了苏轼的新诗。回汴京后沈再赏苏诗，觉得其咏桧树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将天子比成“蛰龙”大不敬。便将苏诗另抄一份，加注“愚弄朝庭”、“无君臣之义”，直接向神宗告密，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熙宁变法”中的“壬人”、“小人”
神宗年间，北宋朝庭着面临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危机，常受辽国、西夏侵扰的内外交困局面。为了扭转危机、打开困局，神宗决定采纳王安石革新主张，自熙宁三年（1070年）任命王安石担任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君臣两人正式发起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亦称“熙宁变法”。
作为始终支持并投身变法的沈括，在熙宁七九年（1076年）十月、十一月两次提议对变法条文中的“免役法”作修改。十月，沈括到吴充相府汇报政务（吴充是王安石的继任、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物），交谈间，吴充插问沈括“免役法”，沈括回话中提出“减免下户役钱”的想法，吴充表示赞同并上书给神宗。十一月沈括又直接上书神宗，以文字形式提议“减免下户役钱”、“差雇并行”（差役法和免役法兼顾）。侍御史蔡确认为沈括对变法的立场变了，是“壬人”、“小人”，以“依附大臣（吴充）越权言事（免役法），（对变法）前后态度不一”对沈括发起弹劾，沈括因此被贬职。
这就是发生在沈括身上的“乌台诗案”的始作俑和“熙宁变法”的“壬人”“小人”的来龙去脉。下面我们对这两件事展开去伪存真的讨论、分析。
“乌台诗案”始作俑 ，是真是假？
“乌台诗案”始作俑一说，遍查北宋历史资料，均未发现沈括告密苏轼的只言片语。从所谓告密之年至北宋灭亡之年（1073-1126），历经北宋最后四代皇帝，前后五十三年，均未见记载。这就表明，北宋年间没有关于沈括是乌案的始作俑者的说法。
“乌台诗案”始作俑一说，源自南宋王绖的《元祐补录》（下简称《补录》）。王绖在《补录》中写道：“李定、舒亶、何正臣弹劾苏轼……实本于括。”这是唯一有关沈括牵涉苏轼乌台案的文字记载。
从上述，笔者有以下存疑：
1、首先《补录》没有时间性价值，也没有真实性价值。《补录》著于南宋，从时间上看，它是南宋年间的作品，距离北宋神宗年代相去太远；再看其作者，一个与事件毫不搭界的南宋人士，难道他会“穿越”？如果《补录》出自当事人或同时代的任何某个人，都可以采信，偏偏不是。南宋王绖是何方神圣？《补录》没有交待，又无第二份资料佐证《补录》的文字，真实性严重存疑。
史学家李焘在其所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曾专门对王绖关于沈括告密一事进行反复考证，最终认定“只有这一条记载”（指只有王绖的这一条记载）。
2、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弹劾苏轼，直陈依据《湖州谢上表》中词语，而《湖州谢上表》出自苏轼作品《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该集出版时间是1078年。这“炮弹”的来源和制作时间都说明“乌台诗案”与沈括不搭界。
3、假设1073年沈括真有告密苏轼的行为，又为什么他中途住手，不再一追到底？1079年李定发起对苏轼的弹劾，为何不见沈括参与？这与告密者的心态不相符。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沈括从未干过告密苏轼的勾当，不是乌案的始作俑者。
4、神宗对苏轼的态度，是考证沈括有无告密苏轼最大标尺。查阅苏轼的履历发现，1071年前，苏轼在崇文院任职，很受重用。“告密说”后的第三年，即熙宁七年（1075年），神宗再次起用苏轼，直到1079年李定弹劾之日。神宗对苏轼的任用，最能说明沈括对苏轼有“愚弄朝庭”一说并非真实。
5、“乌台诗案”后苏轼对沈括的态度，也能判断始作俑说真假。元丰三年起（1080年）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鹿延路经略安抚使。沈在延州时，墨锭“延州石液”为当地名产。苏轼也对“延川石液”备加赞赏，评价此锭“当在松烟之上”。如果两人早前有告密之隙，苏轼完全可以回避评价沈括的“延川石液”。苏轼对延川墨锭大加赞赏，同样反证俩人不存在“告密”之隙。
就乌台诗案而言，如何判定苏轼，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客观讲，“王安石变法”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需要，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操之过急的现象。对于这些，苏轼极其反感，李定等人以苏轼的诗词作把柄，给苏轼带上反对变法的大帽子，人们应对苏轼的遭遇表示同情。
至于沈括自始自终都没有参与“乌台诗案”，他既不是检举揭发苏轼的“高手”，也不是变法中见风使舵、立场不稳的“壬人”“小人”。
修改“免役法”提议，是对是错？
话题得从熙宁九年（1076年）形势说起。熙宁九年（1076年）变法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对变法的争论白热化，变法十分艰难。
正是在这个历史敏感期，沈括连续两次提议“减免下户役钱”、“差雇并行”。一些革新派人物认为这是沈括改变立场。沈括修改“免役法”的建议是对是错，成了判断沈括对变法立场是否变化的关键。
以往，沈括是向王安石汇报工作，现在他向吴充汇报工作。吴充，保守派，王安石罢相后的相位继任人。沈括到吴充相府汇报工作，接触吴充，这是工作关系，合乎程序，不能因此认为是“依附大臣”；而面对吴充询问“免役法”议题，沈括作出正面回答也无不妥之处；反是蔡确心胸狭窄，以人划线，对待同是革新派的沈括拔刀相向，令人痛心。
关于“越权言事”。笔者认为，沈括提建议的程序也不存在问题，吴充是沈的上级，问及“免役法”，沈不回避、不隐瞒，直率说出个人观点，其坦荡胸怀可嘉。至于上书皇帝，亦无可指责。
判断“壬人”“小人”，关键应看提议的实质、动机？
判断沈括在变法中的作为，应该历史的分析：变法是一场伟大的革新，必然触犯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豪商的利益，遭其激烈反对。沈括面对反对派的激烈反对，没有退缩，他没有提议停止、取消“免役法”。而是思考如何修改“免役法”。一句话，他要维护变法，避免变法夭折。从内容看是为社会最底层的平民利益考虑，代表人民的心声。客观地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长短，差役兼行取长补短，避开“免役法”的弊端，称得上是极其聪明的好主意。
总之，沈括他对变法的态度、立场没有变化，他的提议是对变法的维护、是正确的。
接下来，略举沈括在变法过程中所作所为，证实沈括是如何始终如一地支持、参与变法的。
变法之初，沈括辞官护母亲灵柩回钱塘守孝。熙宁四年（1071年）返京述职，任中书房刑房公事，积极参与变法，是革新派人物；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他到司天监履职，发现天文官们庸碌不作为，遂罢免庸官，招聘民间历算家卫朴入司天监为官，俩人共同着手历法改革。
熙宁十年（1077年）沈括错被侍御史蔡确弹劾遭贬。元丰二年（1079年）神宗重启沈括，复职龙图阁待制、知审院官；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鹿延路经略安抚使，负起守卫边境的军政大任。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十一月沈括率领边境军民，前后两次使用计谋大败西夏大军的进犯。
不难看出，不论王安石罢相前罢相后，沈括都始终如一地投身变法，即使蒙冤遭受弹劾、打击，初心不改！
自南宋至今，部分人不分青红皀白，将沈括诟病为“道德操守不够”、“人格缺陷明显”、“科学的巨匠，道德的矮子”，我们应当为沈括的“政治污点”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