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教授曾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若论作学问，我们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毕竟现在很少能从学生的身上看到以往父母辈身上朴实无华的精神。
在北京大学，有这样一位老师的传言，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穷尽一生，不为虚名，只为培养代代桃李；他用自己的一笔一划，书写出刻骨铭心的教育理念。张筑生，这样一位低调老师，他的名字或许会慢慢消失在数学界中，但是他教授的数学知识却使千千万万学生受益终身。
1959年，张筑生考入了川大。随后他便有了“书呆子”这样一个称呼，原因不外乎他除了书籍别的一概不碰。他曾刻苦学习外语差点撞在电线杆上，从未给自己过一个周末，而且来四川三年，居然连杜甫草堂都没有去玩过。这样一个埋头苦读的青年，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其造诣甚至令他的老师佩服。
毕业后，他顺其自然留校教书。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因自身原因决定离开川大去读研。1978年，他来到了北大。当时，他入校的成绩是全系第一，因为只有他看出最后一题题目出了问题，并点出。由于那道题，别的学生都没有扣分，只有他加了10分。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导师对他另眼相看，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认为他根本就不需要来读研，因为以张筑生的能力甚至可以带研究生了。这样的数学水平，全是他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如果没有他十几年的磨炼，又怎会积累这样广厚的知识。
1981年，张筑生读完了硕士，他之前的母校想将人才留住，于是邀请他回校。他本身也正有此意，因为他的妻子刘玲玲就在四川大学工作，他并不想和妻子两地分居。但是80年代正是人才稀缺的时候，硕士更是稀少，北大当然不可能放人。北大为了留住他，以“博士”之名挽留，张筑生为了钻研知识，只好又留在这里。
三年后，张筑生博士毕业。在他博士毕业的时候还有个插曲。本身在1982年他已经可以毕业了，但是当时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博士，北大的校长实在有些不放心，他这一犹豫，这件事就被耽误了，第一博士的名号也被别人抢了去。待到第二年的时候，张筑生再次答辩时，校长给他找了100多名专家来检测他的专业水平。在这样严谨、认真的学术氛围下，张筑生顺利在北大博士毕业。
博士毕业后，他还是决定留在北大。很多人都劝他多发点文章，这样对他评职称有帮助。正在这时，北大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编写教材《数学分析新讲》。这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毕竟编教材又不能算在评奖评优的功勋里，若是做得好了没什么功绩，做的不好了还要遭受骂名。但是张筑生是什么人？他心中除了数学根本就没有别的东西，他是说“专业如宗教信仰”的人啊，这样痴迷于知识的人，又怎会在意职称、奖金？
1991年9月，正当《数学分析新讲》问世时，沉重的打击向张筑生袭来，他居然得了鼻咽癌。癌症这样的绝症于别人而言可能时天塌地陷，但是他却毫不在乎。他唯一在乎的是，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研究数学了。他说自己的病时，神情正常，好似鼻咽癌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后来他去做放疗手术的时候，也是一声不吭，医生给他加到了最大剂量的放射量，他脸上丝毫没有害怕、痛苦这样的情感——因为他的情感，早就全部奉献给热爱的数学事业了。
随后，他边放疗边工作，期间还带了北大的奥数班。直到2002年，这位数学界低调的巨人终于支撑不住，唾液腺损伤、结肠炎、肝癌，这些病症全都折磨着这位老师，他只有四十多岁，但是身体已经被折磨成一个蹒跚而行的老人。在一次监考中，他终究坚持不住，倒在了讲台上，几个学生含泪将他送到医院，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时日不多了。
在他去世的时候，他身上没有半点可以称道的荣誉，奖金、论文——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碰过；五年辅导奥赛班，学生们拿了一届又一届的世界冠军和金牌，他连金牌都得不到一个；编写的教材只能默默地为学生服务，却无法作为骄傲的谈资。但是他此生却丰功累累，他的功绩都镌刻在看不见的地方：在学生们的心理，在教材上，在明亮的黑板间。
因此，当我们怀念诸如张筑生这样的前辈时，可能也应反思这个时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该成为社会的主流，“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才是应该追求的价值理念。稳扎稳打、奋发图强，这些比金钱、地位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