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后，白银就开始登上了我国的货币舞台，即银锡合铸的白金币，中国由此成为第一个以银作为货币的国家。
不过，华夏虽然是最早用银货币的，可却处在一个银矿贫瘠的地带。
所以在随后的几个朝代中，又陆续使用了交子、宝钞等货币符号进行金银替代，尽管如今看来这些都是大胆且先进的尝试，可究其根本，不过是少银的无奈之举罢了。
然而，待时间来到十六世纪时，也就是我国明朝时期，银元货币却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华夏大地上层出不穷。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明清巅峰时，曾握有近三亿两白银，占据了当时世界白银量的三分之一。
这让人不禁好奇，旧中国是如何做到收敛如此多白银的，难道是挖掘而出的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至于为何会有这么多白银，一切且从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旧世界说起。
白银从何而来：贸易顺差，“小民”积累
首先，古中国所握有的庞大白银量，并非全靠自身挖掘，严格的来说，靠自身挖掘的少之又少，其绝大多数的白银都是来自于贸易顺差。
十六世纪中期，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坖，一纸诏书直接废除了明朝近两百年的海禁政策，打开了海外的通商口岸，史称“隆庆开关”。
明穆宗的这一“违背祖宗的决定”，其实并非昏庸盲目，相反，这恰恰体现出了明穆宗对于明朝局势的把控。
明朝的海禁是朱元璋设立的，但这并非是“闭关锁国”，而是安邦稳民的无奈之举。
原来，元末明初更迭之际，也正是日本国内的诸侯混战之时，不少在岛国混战中失败的封建主都出逃海外。他们绝大多数就是来到福建、山东沿海，靠着海盗的抢劫勾当为生。
但当时明朝初建，不仅国内一片萧条，旧元余孽更是暗中涌动。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朱元璋当即宣布了海禁，谨防日寇海盗与逆贼勾结，共同为祸明朝。
之后虽然倭寇也曾作乱明朝沿海一带，但在戚继光与俞大猷的奋力抗击下，倭寇几乎尽数被灭，东南沿海也迎来了难得的和平。
既然倭寇威胁尽消，那海禁政策也自然成为多余，所以两百年后的“隆庆开关”，可谓是英明至极的决定。
同时，明穆宗还设立了督饷馆，以此监督并收取港口贸易的税务，作用与今日“海关”基本无二。
有了如此完善的贸易体系，“隐忍多时”的中国商船纷纷拔锚扬帆，他们带着生丝、棉织品、瓷器、香科、丝绸、白糖、小麦、沉香木、樟脑、陶瓷、茶叶、铁器等产品，开赴到世界各地进行贸易。
这使得明至清初时，古中国东南海航道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另外，自十五世纪以后，白银在欧洲支付体系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中国商人的需求一拍即合，所以交易中国商品几乎都是使用白银进行的。
在这种巨量的白银贸易下，茶叶和陶瓷这些商品就变成了白银，随船队回到了国内。
可古中国商品在世界上是稀罕货，不少买家纷纷发出“好评”，“买家秀”更是惹得不少欧洲贵族关注，欧洲甚至刮起了一阵“中国风”。
有了这种需求后，欧洲商人们“不畏险阻”，跨越远海来到中国港口直接进货，可当地的货商面对这些洋面孔，根本不信任其他的货币，更别谈物物交换了，他们只认可白银交易。
因此，欧洲商人来到中国，只会带着些许贵重的欧货，其他大量的都是用于购买的白银，毕竟古中国地大物博，货商们有时候根本看不上欧洲的小商品。
除此之外，古中国民间固有的“小民思维”也发挥着积极作用，通俗来说就是自给自足、稳步积累的经营模式。
一些货商在获得白银后，便会存入囊中，不喜大肆购买挥霍，这也成为了白银积累的一大因素。
在这种巨大的贸易顺差下（即贸易中只卖不买），明清时期的中国完成了白银的迅速积累。
不过，这也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白银呢？
为什么是白银：产量悬殊，货币特性
诚如上段所述，中国是一个银矿相对贫瘠的国家，虽然白银交易体系完善，可本身产银稀少。
然而，与中国相对的，是全世界的巨量产银背景，从十五世纪开始，随着西班牙对美洲的不断开发，墨西哥及秘鲁银矿脉相继被发掘，欧洲由此获得了巨量的银储备。
同时，欧洲诸国都有相应的殖民地，他们也在各自的殖民地上，掘取大量的银矿用以货币铸造，这也让白银自十五世纪就一跃成为欧洲的重要支付手段。
之后，欧洲商人们逐渐发现，古中国因产银量低，银价有着一定的泡沫虚高，但欧洲银量充足价格相对低实一些，加之中国商户也较为信任白银支付。
所以欧洲的商人们，就大量使用“廉价”白银到中国进货，然后辗转欧洲卖成高价的黄金，其运作模式类似于今日的“套汇”，通过中欧金银的巨大汇差来谋取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也是产银大国，欧洲人甚至称其为“银岛”，可自驱逐倭寇之后，明廷就下令对日本进行封禁：不得与日本开展贸易，擅自到日本者要斩杀等。
可日本毕竟弹丸岛国，缺少了大陆的贸易支撑，当地实在难以发展。于是，日本就通过巨量大白银，吸引着铤而走险的中国商船，又或是那些投机取巧的欧洲掮客们，以此购买到中国的各类商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积累的是大量白银，而不是其他支付货币的原因。
除此之外，白银的本身特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众所周知，某物要能成为支付货币，本身是需要具备一些特质的。比如可替代性、耐用性、便携性和可识别性等。
可替代性，其实说的不是货币本身，而是指货币可以与其他货物进行“替代”，也就是最简单的衡量价值功能。
当时中国与欧洲开展的是洲际贸易，文化认知与器物贵重标准都各不相同，唯独在银的货币认知是相同的，这使得银货币成为了贸易共通货币的首选。
其次，货币要具备耐用性和便携性，这一点银货币几乎是兼备的，较于“软金脆玉”，银本身的硬度并不差，而且分子活跃性低，不易与其他物质产生反应，制成银两和银币后也方便携带使用。
最后就是可识别性，银两的作假方式虽多，可受制于古代工艺的限制，大多在银上的制假都是可以辨别而出的，同时，银这种金属本身就有很强的辨识性，这就使得银的识别和鉴定要简单一些。
由此来看，古中国之所以信任银货币，与它的货币特性是分不了家的。
总结：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之所以能够迅速累积世界白银，主要原因有二，即贸易因素与白银货币体系。
贸易因素之中又细分为贸易顺差与贸易思维，顺差就是光卖不买的影响，使得白银几乎只进不出，至于贸易思维，则是造就前者的原因。
而白银的货币体系则是指金银复本位体系，尽管该制度在二十世纪之后销声匿迹，可确实为古中国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然而，古中国虽然积累了大量白银，可随着乾隆对闭关锁国的贯彻执行，导致清朝虽有大量白银资本，却失去了可以发展的通道。
最终，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下，不仅清朝国门被轰开，就连先前积累的白银，也被欧洲列强单方面掠夺而去，数百年的白银积累毁于一旦，令人不禁为之扼腕叹息。
